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世界上,英国人在研究开发经济学方面占据领先地位。不久前一个英国学者到日本来出差特意来跟我理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我这人不懂政治不谈政治,经济问题来者不拒。见到这个英国佬,在没有开始谈中国经济问题前,我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脱离欧盟(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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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隆 |
这个英国佬被我单刀直入的提问给问住了,但他毕竟是学术大家,不慌不忙地说:“那是我们英国人全民公投的结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我倒想请教你,不久前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时,奥巴马和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会谈时突然宣布批准巴黎协定,这一重大决定为什么不搞全民公投?”。
这一下反过来是我被问住了。但我从小在国内受的中等教育,应对一个外国佬还是可以的。我说:“你们搞全民公投是因为你们的国民素质高,中国现在还有2亿人是文盲或半文盲,显然政府是担心搞全民公投会出乱子。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就代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了。再说这次的决意是得到人大常委会的一致赞成的。”
这个英国佬被我说得似懂非懂,懵懵懂懂;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有点晕,对自己的表述并不那么有自信。
接下来我们开始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在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很多禁区。
我们从小受的很多教育有很大的误导倾向。在家里家长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今后要凭本事吃饭”。这话早已被证实不完全对,在中国靠本事不一定能吃上饭,在中国阿谀奉承其实是最重要的,当然阿谀奉承也可以说是一种本领。在学校里,教科书上写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你不可以当真,你是匹夫,你要真的把天下兴亡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你的人生就离失败不远了。
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他的身边看到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实际被重用的。而把天下事当作己任的多半没有好下场。我们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我特别服气的一个人就是周恩来,他的后半生实际就遵守一个原则:凡是毛泽东说的就是真理,一概不违背。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纠正了所谓的“两个凡是”的原则。其实,这“两个凡是”的原则现在也似乎依然通行。
以前在国内读高中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大街小巷家家都在听一个说书的讲《岳飞传》,岳飞在中国之所以堪称英雄,因为他精忠报国。我们小的时候,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精忠报国。但最近回国遇到的朋友和熟人一打听他们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美国,而且不准备回来了。看来精忠报国也只是说说而已。
回到我跟那个英国佬的对话,他问我:“中国的改革能成功吗?”这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回答得很认真:“那要看你怎么定义成功。如果说经济发展就能证明改革的成功,应该说改革是很成功的。但到今天改革只进行了一半,现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英国佬显然很赞同我的意见。我接着说:“计划经济的失败在于国有经济垄断了一切,政府掌控国有经济,经济不可能有活力。改革开放就是发展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最合理和强有力的动力。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国有经济体的改革已经停滞不前,最近又提出来要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这显然意味着改革在倒退。但体制内没有人敢说真话,御用经济学家们都唯唯诺诺,领导人听不到真话,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英国佬最后对我说:“不要太悲观!”我回答:“我从来不悲观,我一直在努力客观地看待中国的问题。”和低效率是同义词的国有经济如果强大了,那中国经济会怎样?结果一目了然。所以说4年前18大通过的那个决意是对的,就是要尽量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很遗憾,过去的几年市场的调节机制实际在减弱,特别是资源和建材等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价格机制被扭曲。当然,现在中国有老本可吃,这个老本就是过去30几年改革的红利,等老本吃完了,中国就会真正面临是进还是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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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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