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以前去浙江出差,进入绍兴市,看到那个市政大楼气派得让我叹为观止。一句话:绍兴太有钱了,富可敌国。有一次回家探亲,从机场坐车进城,远远看到一个很像美国国会的建筑,问司机得知那是南京某区政府的大楼。从这两件事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早已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后来在网上看到某内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是模仿天安门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
柯隆 |
最近在网上看到关于甘肃杨改兰一家悲剧的报道,我要问:中国真的已经富的流油了吗?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人通常喜欢用基尼系数来测算贫富差距,其实,中国人的收入是个谜,没有人说的清。计算基尼系数需要准确的可信赖的家庭收入统计。研究中国问题总是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宏观喜和微观忧,相差太大;城市和农村,一个天一个地。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来概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官媒的评论员习惯性的把悲剧事件描述成“个案”;官员们喜欢用官场上的官话总结形势:成绩是主要的,问题虽然还存在。有人批评政府不作为,一定会被反驳:中国改革的成绩一目了然,得到世界银行的肯定。似乎洋人才是中国改革成绩的评判员。但如果有外国政府或记者批评中国发生的悲剧,那中国的官员会说:中国人民最清楚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言下之意,你不要废话。总而言之没有人为悲剧事件负责任,在中国,成绩永远是掩盖问题的遮羞布。
杨改兰为什么要杀亲生的孩子,又为什么要自杀,其丈夫为什么又寻他们而去?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细节。但有些事情是明摆的,贫困和绝望逼死了这一家人,那造成贫困和绝望的又是什么?我很吃惊地看到中国官媒的评论员说杨改兰本人要为此悲剧事件负责。对于社会事件或现象,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评论,但评论者不可以无耻。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没有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这始终是一个谜,因为统计部门也好,政策执行部门也罢总是随意改变衡量贫困的尺度。其实,你不需要搞什么中国特色,你就用世界银行的尺度来量中国社会,就不会出现混乱。
有人口学家告诉说:“中国还有2亿人是文盲或半文盲”。我绝对不相信这些不识字的人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当然,你也可以说中国已经解决了10亿多人的识字问题和温饱问题。其实,中国哪里是解决了那么多人的识字和温饱问题。中国城市里跑的豪华车堪称世界最多,城市近郊的树林里翡翠般的别墅里住着世界最富有的人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狗。白居易所描述的似乎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
有社会学家批评说:中央政府拨给地方政府的扶贫款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有地方政府擅自克扣扶贫款挪用于投资,更有甚者,有地方官员谎报其家庭收入领取扶贫款。用官媒的说法,这些都是未得证实的说法,似乎不可信。虽然不可信,但说句实话,附合逻辑。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地方财政收支体制缺乏透明度和有力的监管。在中国所谓的监管往往是暴风骤雨似的,一阵风。更多的情况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地方财政的监管是依靠地方政府,自己监管自己,可不雨点小吗!我们可以在地方媒体看到这样的报道:在此次检查工作中,工作组查出了一些问题,这说明了工作组的成绩;同时,我县的工作得到工作组的高度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云云。
通过这么多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就是中国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区别。民主国家的社会是一体化,当你落入社会底层,比如在法国(不久前去法国考察回来),你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生活保障,虽然不富裕,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中国社会是分裂,中国人讲究丢卒保车,你是卒子,那就很难翻身,所以,中国人做梦都想成为车,也就是望子成龙。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