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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今夏在巴西里约开夏季奥运，从比赛场上传来的很多丑闻纷纷扬扬，也不知其是真是假。

柯隆

　　说到体育自然想起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人的遗产或者说流毒实在太深。小时候，每次学校开运动会，大喇叭里的播音员总会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年年龄小，没多想这句话，后来随着年龄渐长，发现事情刚好相反。我们中国历来遵循的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特别是参加国际比赛，拿冠军、挣金牌就成了政治任务。谁能拿到金牌，回国后领袖接见，鸡犬升仙，如果运气好的还能被封个大臣当当。于是乎体育界从上到下就开始了明争暗斗。

　　乒乓球历来是中国的强项，但也有烦恼。比如世乒赛，进入决赛后，到底派谁跟洋人决赛挣冠军这就需要政治裁定。按理说，中国运动员之间通过比赛，赢者代表中国跟洋人决赛，既公平又公正。据当年的很多运动员回忆，具体派谁上场完全不是通过比赛，而完全是领导决定。中国历来有一种逻辑：是国家培养了你，所以，你必须服从国家分配。这样运动员就成了一台大机器里的一个零部件，或者说，一颗螺丝钉。这在当年学雷锋时成为一个榜样，号称一颗螺丝钉无论放在哪儿都发光。

　　但这种逻辑完全是自上而下家长式的强权逻辑，作为一个个人没有任何话语权，你也不敢犯上。好像有一个何姓女运动员后来不服气出嫁给日本人，取得日本国籍，后来作为日本国家队运动员参加世乒赛，与昔日的球友一决高低。据说这件事当时刺激了国内的愤青，愤青们大做文章，这位何姓女运动员被他们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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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奥运会，我特别关注了一下乒乓球比赛，进入决赛圈的，除了日本队和韩国队是纯种的本国人外，德国、奥地利、波兰、新加坡都有中国愤青所说的“卖国贼”。其实，这种现象不奇怪，恰恰说明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水平高。每次国际大赛，一个国家可派的名额有限，自然有很多运动员无法“出人头地”，他们自寻出路。在他们头上扣上卖国的帽子只能说这种思维太狭隘。

　　中国人从小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长大，不自觉地把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政治化，其实大可不必。比如说，文艺源于生活，跟政治没关系，但在中国文艺成了政治的工具。体育，按毛泽东的说法：友谊第一，但我们看到体育实际成了政治家用来展示国威的工具。

　　其实，今天的奥运早已违背了当年的奥运精神，因为其被政治化和商业化。正是因为奥运被政治化和商业化才有那么多运动员服用禁药。但实际上把夺金牌当作政治任务的可能只有中国人和朝鲜人。但今天的朝鲜经济衰败无法支撑其国人从事正常的体育锻炼，获得金牌脱离现实。

　　如果说把体育政治化是专制体制带来的恶果，那么把体育商业化就是市场经济所为。有太多的商人想把运动员当成摇钱树。所以，体育的商业化早已成为体育界的癌症。遗憾的是中国也无法幸免体育商业化带来的危害。

　　真可谓学坏容易学好难。从足球等高度商业化的比赛项目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商业化的暗箱操作使中国的足球几乎夭折。有业界人士分析说中国足球为什么无法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主要因为中国的足球人口太少云云。于是，负责宏观经济和产业规划的国家发改委居然弄出个发展足球的长期规划，号称要在中国修建多少个正规的足球场，煞有介事。这种规划如果真的付诸实施，非但不能强化中国的足球，反过来只能刺激腐败，喂肥一批基础设施开发商。当然遇到下一轮反腐，也会有一批官员锒铛入狱。结果是足球没踢好，纳税人的钱没了。所以，可能还是毛泽东说得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要搞什么发展足球的长期规划，有钱多用在民生事业上，这是硬道理。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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