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很多年前(1990年代初)在名古屋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日本一家大报报社派给我一个工作,给从中国来的修学生做生活指导(counseling)。我没多想就答应了这家报社,没想到其中的麻烦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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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隆 |
日本的报业系统和中国的报业很不一样。在日本,各大报纸有自己的送报系统,报社把报纸用卡车送到各各签约的报店,报店负责给订报的客户送报。日本的报纸,有早报和晚报,一般来说订早报的人家多,订晚报的少。
我小的时候在国内,报纸是由邮递员跟信件一块送的,所以,每天11点左右,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送信和送报。现在国内更多的可能是社区内的报点卖报,而不是送报了。
在日本送报的大部分是大学生等年轻人,不是什么累活儿,但早报一般4点左右就起来开始送报,晚报是下午3点多,每天起早很辛苦。所以,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去报店送报。对于报社来说,送报系统出了问题,报纸的发行就有问题了,于是,有的报社就到中国招募愿意来日本留学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不会日语,他们先到日本的日语学校学日语,这在日本叫修学生,1年以后如果考上大学,改称留学生。
这家报纸跟某省的一个外派机构合作,招募了一些愿意来日本的中国学生。等我和这些学生见面方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该省的厅局级干部(当年),而他们自己由于家庭条件优越,没有用功学习,耽误了升学,于是家长们就联合起来在政府下面搞了一个事业单位,专门外派“人才”。
这些干部子弟来日本,对日本人生地不熟,有一家报社负责接受,那家长们也就放心了。日本的报社和一家中国地方政府的外派机构签合同,接收中国的修学生,报社再把这些学生派给各各报店,报店负责提供住宿,提供早晚餐。中午饭,修学生们在日语学校买着吃。应该说这套设计在当时是“多赢”的,但这套设计要想成功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学生要能够吃苦。
我在第一次和我的指导对象们见面时就发现苗头不对,有的学生趁没人的时候来跟我说,要我多多照顾,以后去他的老家,他的父母会很好的接代我,云云。我自然是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不知道如何照顾他们,说实话没人能照顾他们,只要他们好好送报,好好学习,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遗憾的是这些在家被娇生惯养的年轻人无法忍受每天早起的痛苦。在国内没有好好学习的学生到日本来突然回心转意,好好学习,也没指望。
开始送报不久,有的学生就开始偷懒。日本的有些老公寓没有电梯,需要他们爬楼梯到3楼或5楼。这些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就互相交换情报,有的说,我负责的地盘,很少楼房;另一个就觉得很委屈说:我的地盘里有好多楼房,每天要爬楼,累死了。从中国来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了报店对他们不平等,就来找我诉苦,要我说情关照他们。结果当然是无法改变的。于是就有学生不把报纸送到公寓的楼上,他们可能在送报途中把报纸扔了。人家订报的客户早上起来要看报,发现报纸没送到,就打电话给报店,立马就被店主发现,又是一件麻烦事。
另一次,他们其中的一个在地铁车站口看到一辆没有锁的自行车,就骑回去了。不巧在路上被警察拦住,一盘问,发现自行车不是这个学生的。这在日本算盗窃。外国人在日本犯罪是要遣返回国的。报社很狼狈,跟警察反复解释,好说歹说,最后,在派出所做了笔录,下不为例才被放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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