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很多年以前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民航事业发展的调研课题，同时可能因为经常坐飞机所以对于民航服务业的报道就比较关心。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国内民航总局有一个规定晚点15分钟算正点。我亲身经历过的晚点是有一次从深圳到北京晚点4个半小时，另一次是在美国，从纽约到华盛顿晚了4个小时。在日本没有遇到过超过半小时的飞机晚点。

柯隆

　　出门在外，飞机正点当然是最好，但坐飞机不能着急，一旦失事就没救，所以我坐飞机通常不会把日程安排得太紧。有意思的是通过飞机晚点可以看出各国民族性的差异。那次在纽约晚点4个小时，美国人个个跟没事人一样，只是过一会儿去询问一下地勤，地勤说她还没得到通知，请大家耐心等待，但绝对不apologize(道歉)。等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只是感谢大家合作，而不道歉。

　　那次在深圳，飞机晚了4个半小时，我在头等舱休息室，心态比较好，你晚点我就在那儿吃喝，但别的乘客比我脾气大，把头等舱休息室的电脑和其他办公用品都给砸了。那几个服务员似乎已经习惯了，并不去阻拦，也没有报警，等那几个“暴徒”把能砸的都砸了也就没气了。

　　每次在日本坐飞机遇到晚点都有点郁闷，飞机由于个别乘客登记迟了晚起飞5分钟或10分钟，空姐就一个劲地道歉。这应该不是航空公司竞争的结果，应该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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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惊闻中国原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外交学院前院长在武汉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吴大使是中国少有的开明外交家，其外交理念以理服人，不靠霸气。这样一位高官为什么会遇到交通事故呢？上网一查，原来他坐的飞机本来凌晨12点落地武汉机场，结果晚点到3点多才降落，然后坐车去市内，据说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出了车祸。事故本身跟飞机晚点没有直接关系，但试想如果飞机如果正点到达武汉，这场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就在网上检索吴大使出车祸的报道的同时，偶然看到另一则有关飞机晚点的报道，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的一架航班因为晚点，结果发生多名乘客殴斗事件，还有乘客被警方带走。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脾气最大的民族。

　　多年以前，有一次从南京坐飞机去北京，飞机快要到北京的时候，飞机突然减速下降，机长说首都机场上空有雷雨，不能按时下降，现暂时迫降天津机场。那次，我旁边坐了一位军人，后据空姐说此人是某空军的司令。此人颇有样板戏里胡传魁的作风，听说飞机迫降天津，他一拍座位扶手：“跟机长说，给我飞”。我心想，别，你不要命，我还要命。

　　过一会，机长来，很客气地对这位空军司令说：首都机场航路管制不让飞。

　　就这样又过了几分钟，这位空军司令突然把机长叫来：给我打开飞机舱门，我要下飞机。一开始机长显出为难状，后来没办法，只能通过航站楼调来扶梯，让这位司令和他的随从下了飞机。我从机舱窗口往外看，跑道上来了10几辆军车。这些军车载上他们的司令扬长而去。可是，就在这位司令下飞机10分钟后，我们的飞机得到首都机场的指令可以起飞，我想我们应该比他们先到北京。

　　经历了这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大大提高了维权意识，当他们觉得通过法律维权没有希望，或者说通过法律维权太麻烦，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特权”来为自己维权。最近这些年没有跟踪调研民航业的发展，不感轻易断言航班为什么总是晚点，我相信民航公司的内部管理是有问题的，同时，坐飞机的乘客也有问题。我每次回国出差都有一种感觉，中国的大城市在硬件上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但如果谈到服务等软件方面，可能仍然停留在30年前。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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