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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我小的时候是毛时代，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人定胜天”，当时搞什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毛时代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去搞生产和建设，结果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穷。我记的很清楚的是冬天在南京要买到几颗青菜都要4点钟就起来去排队，可去了以后发现，队列前面已经放了几个砖头，这是别人先来了放的砖头，每个砖头代表一个人。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那时的蔬菜应该很少污染，种菜的农民也没有今天那么“坏”。

柯隆

       80年代末，到日本留学，大学的同学里有若干台湾来的学生，在留学生活动室喝茶聊天，他们也会介入进来，难免会发生口角。他们从心里讨厌大陆的政治，经常批评大陆政治，攻击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记的有一天一位姓汪的台湾老兄说：你们大陆搞的那一套完全失败，饿死那么多人。我作为大陆来的留学生不能不为自己的政府辩解一番：那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不一定是政府的错。可那老兄不示弱：中国那么多人，不是猪，每个人都好好干，不可能穷成那样。

        我嘴上还是不服，但心里多少认同他的说法。毕竟8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快速繁荣起来，原因不是人口的减少，而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毛鼓吹人定胜天，害苦了亿万人民，邓小平比较实际，告诫手下的人踏踏实实搞经济，造福了亿万人民。但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人并没有完全肃清人定胜天的流毒。这几年读得几本李锐老的书，犀利批评修建三峡，我去过三峡，应该说三峡也是人定胜天的结果，害大于利，可能南水北调也一样，有国内著名的水利专家跟我说过：南水北调问题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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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蔓延大半个中国的严重雾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我相信原因不那么简单，有产业发展造成的，有破坏生态造成的，有人为寻租造成的。观察环境污染很多是损人利己的结果，更有损人不利己的因素。然而环境面前人人平等，长远来看环境污染一定危害每一个人，无论你的官位多高都在所难逃。

       不久前在巴黎召开的COP21与会国代表签署了共同纲领性的协议，国际主流媒体一致肯定巴黎会议的成果。但我始终保持谨慎态度，阻止地球变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挑战人性。1971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那本《增长的极限》报告书早已向世人警示了今天的尴尬，人性是无极限的。古人希望长生不老，今天的富人贪得无厌，这世上极限在哪儿？

       回顾2015年，真可谓是中国年，中国稍有动静世界就被震撼。股市崩盘，汇率下调，天津大爆炸，大阅兵，人民币入篮，到了年底深圳又发生了山体滑坡。中国的事好像有一个特点，无论好事坏事都要弄出很大的动静。虽然领导人下大气力要维稳，但好像天下越来越不太平。

        我小的时候，中国还有很多青山绿水，可是今天的中国流经城市的河流90%左右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说：杜甫的时代是国破山河在，而今天则是国在山河破。我想问的是好好的一个国家怎么给搞成这个样子。我开始怀疑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了。如果发展伴随这大面积的环境污染，那还不如不要发展。

        说不要发展，有点极端。看看今天的北朝鲜，我又不能不信服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有出路。问题是如何发展？这里还得回到《增长的极限》那个命题上去，中国已经进入了私家车时代，但如果按照今天这样发展，不要说赶上美国，中国的汽车拥有率赶上日本的话那意味着中国将拥有近8亿辆汽车，看来中国真的需要摸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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