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看过若干部朝鲜电影,毛时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极度贫瘠,能看到的外国电影无外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朝鲜的几部电影,而且是反复上映。我记忆当中看的次数最多的朝鲜电影是一部叫《摘苹果的时候》,没有什么让我难忘的情节,我只记得朝鲜的阿玛尼头上顶着个大匾,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我从心里佩服朝鲜人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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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隆 |
后来知道其实当时中央首长很少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他们更喜欢看西方电影。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不让人民也欣赏一下西方电影。邓小平时代搞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西方的很多作品说成是毒草,那么为什么中央首长可以抗毒?我对自己的解释是首长们的觉悟高,总是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人民抗毒能力差。
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的一部日本电影《追捕》,几乎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我来日本留学后,看了原版的《追捕》才知道我在国内看的翻译版是被删节的1小时50分钟,原版的2小时33分钟。但我看完了原版的《追捕》以后,疑问加深了,完全没有必要动大剪子删节吗!幸运的是我们看到的翻译版《追捕》还能够看懂其故事的来龙去脉。多年前在国内出差买了本尼克松回忆录《领导者》(Leaders),不厚的一本书一直没有读完,因为里面的记述都莫名奇妙,读不懂作者要说什么?两年前偶然有一个机会在网上发现了Leaders的原文版,抱着侥幸心理买了一本,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中文翻译版的《领导者》被删节的牛头不对马嘴。我从心里想对出版社说:如果是这样,干脆不要出翻译版。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硬件方面大大改观,建树了很多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很少读到世界范围内脍炙人口的中国文艺作品,我想这跟文艺的政治化有一定的关系。
最近传来一则消息:朝鲜牡丹峰歌舞团在中国“罢演”,国际媒体一片哗然。我无从得知朝鲜的歌舞团为何“罢演”,但我从心里佩服朝鲜人。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小国,而且其能源和粮食大多依靠中国的援助居然敢跟中国叫板,有种!
其实任何文艺演出如果不被政治化,绝对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事件。商业演出依靠的是门票收入,有观众你就演,没人看就走人。小时候在国内也看过一两次朝鲜歌舞团在南京的演出,我没有文艺细胞没看出其有什么好看,加之我不懂朝鲜话,更加妨碍了我对他们的作品的理解,后来知道他们唱的多半是颂扬他们的领袖。我天生讨厌个人崇拜,所以注定我不会喜欢朝鲜歌舞。
但此次朝鲜牡丹峰歌舞团罢演事件应该不是关于其艺术性或内容的争论而引起的。中国政府让他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应该是给朝鲜一个面子,也同时向外界展示中朝友谊。我相信朝鲜的演员们是带着沉重的政治任务到中国演出的,绝对不是纯艺术的演出。
一般来说,自由民主国家的艺术家们首先为了艺术,其次为了生活从事艺术活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家多半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到国外演出,“外事无小事”,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的前程,所以不可能自由发挥。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艺术家要幸运的多,文艺有一部分市场化了,艺人们有了很大的空间,也出现了一些民间艺人。其实无论是艺人还是观众都是文艺政治化的受害者,文艺应该远离政治,文艺作品里政治元素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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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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