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王毅外长在联大会议上讲话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说告诫世界要有勇气正视历史。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牢记王外长所敲响的警钟。在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提醒各位国人:我们应该自问一下我们敢不敢直面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敢直面自己的历史,我们就很难说有资格要求别人直面历史。我们一直批评美国人的双重标准,所以我坚信我们不会信奉美国佬式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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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隆 |
就历史事实来说我相信一定是客观的存在,就像二战中中国一共牺牲了多少军人和民间人士,但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和表述往往因人而异,因为其中一定会夹杂个人的价值判断,甚至是政治需要,所以,所谓的历史观通常不会是绝对客观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回顾文革的历史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主张文革没有错还应该继续搞文革。
必须承清的是对于错误的历史事件不肃清流毒危害极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断要求日本人正视历史事实,深刻反省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罪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大凡是人都有弱点,人的很大一个弱点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古今中外历来如此。耀邦总书记在为错误化为右派的干部知识分子平反方面功不可没,但他的工作限于给当事人平反,补发工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人们在处理历史悲剧时总喜欢找一个或几个替罪羊。关于这一点德国人比较好,他们彻底肃清纳粹流毒。而日本人希望将战争责任都归属到甲级战犯头上,那甲级战犯的家属肯定有不服。战后那段特殊时期,占领日本的美军深知天皇的责任是不能追究的,这就留下了历史隐患。
同样,文革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完全归属四人帮,也欠公平。但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深究毛在解放后发动的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的责任,那情况不堪设想,至少当时的领导人有策略地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当时在公审江青的时候,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当堂喊冤也有她的道理。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在历史问题上内外有别,这是毛时代的一个“伟大”创举,所谓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种内外有别地处理矛盾的办法作为毛时代的政治遗产至今发挥着重大作用。《炎黄春秋》上有一篇资中筠先生关于历史观的文章,大意是说中国的历史观历来是当朝人不论当朝事,特别是官史绝对回避对当朝事加以评说。
但是所有人都活在今天,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无论内外矛盾,我们不从昨天的阴影走出来就无法过好今天的日子,更不要说明天怎么过。
回到上面所说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而对其表述的历史观一定是主观的这个命题,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团体、单位或个人的历史观看出其价值取向。日本的老一辈领导人受过很好的汉学教育,夸张地说就是有中国情怀;而如今的日本新一代领导人更多是受美式教育影响,所以其言行很多不给中国人面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日本领导人历史观的谈话说白了就是要讨回一个面子:日本作为一个侵略过中国的国家现在不能不给被侵略的中国面子。
历史问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渐渐地淡忘,否则历史就不会重演。历史该不该淡忘这真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有人非正式地对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人不知道1989年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从到日本来旅游的中国人的言行中我观察不到任何民族恨的迹象。二战后期有一个花岗事件,有很多中国劳工被强行带到日本来赴苦役,有些劳工不堪折磨有的出逃,很多人再也没有能够回到祖国故乡。日本每年春天由地方政府和民间举行非正式的追悼纪念活动,有时也邀请劳工的后人来参加。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感到日本民间对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有相当的反省。
我曾经为本栏目写过一篇《中日关系离政治越远越好》的文章。天下事一旦政治参合进来就会变得复杂甚至丑恶,我们的生活当中政治元素越少越好。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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