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为什么总是输?
2015/05/08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作为一个足球爱好者，在我记忆中，中国国家足球队唯一一次冲出亚洲进入世界杯决赛的就是日韩共同举办的2002年世界杯，因为日韩作为主办国自动出线，中国队得以幸运出线。那以后，中国队成绩一直不佳，2015年亚洲杯虽进入八分之一决赛，随机被淘汰出局。中国人并不差对足球的热情，投入的资金也不少，就是无法振兴，为什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7年前，我刚到日本留学时，日本尚无职业俱乐部联赛，日本人普遍不喜欢足球，都是看“野球”，也就是棒球。后来，日本成立了职业俱乐部联赛，重金聘请外国教练和球员。短短20多年来，日本足球水平大长，虽说还不能和巴西或德国这样的世界强队一决高低，但在亚洲是可以逞强的。为什么日本足球可以上去，中国足球就上不去?
要说原因可能有很多，诸如中国球场上的踢黑球，吹黑哨，等等。但可能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日本队在场上是非常合作的，而中国队员在场上象一盘散沙，有一个进攻的机会，明明自己并非最佳位置，但控球的运动员绝对不把球传给处于更佳有利位置的队员，通常是球门前丧失良机。
我不想把一个足球问题上纲上线，但我不得不从我们的民族性来检讨足球往往败北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不合作性很可能源于我们的民族性或是一种体制。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一直认为小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One for all, all for one)只是说说的，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绝大部分是人人为己，绝不为人。
我在日本的一家银行系统的研究所工作过5年，在现在这家研究所供职了16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日本企业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喜欢开会，大多数情况，中国的国有企业开会的讨论可能会很热烈，甚至激烈，但很少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所以通常需要党委的领导进行指示，这被总结成民主集中制。日本企业开会不会很热烈，但最后总可以集约出一个结论，而且，大家都会尊重这个结论，即使自己并不同意。相反在中国即使党委做了最终指示也不一定被很好贯彻。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当一个政治领袖比在日本当一个政治领袖要困难的多。中国有很多的“愚民”，还有更多的“刁民”，要让一个正常人去领导如此多的“愚民”和“刁民”且不是件容易的事。日本很少刁民，大部分是良民，有个性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遵纪守法，安于现状的。日本企业职工即使对自己的待遇不满，但不会由此而明显怠工，同样足球运动员即使不满奖金的金额，但球还是好好踢的。而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揉不进沙子，稍有不满，工作上就会很马虎。
我们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算盘，每天都在算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一个在中央政府某部门工作的朋友，几年前，其单位有好几个跟他一样的正处级干部，单位要从他们当中选拔一位到司局级，某日，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不干了”，我有点丈二和尚，问:为什么？他说:“这次晋升不是我？”这件事的结果是一个喜剧，不知这位朋友通过怎样的努力，说服了他单位的党委和人事部门最终提拔他。
无论是体育竞技还是普通职场，对个人的评价和利益分配都很难实现绝对公平。面对非恶意的不公平，当事人需要宽容，如果每个人都斤斤计较，那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是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地域和气候的差异造成了人的强烈个性。个性是文化创新的源泉，但如果没有宽容，利己之心将被加倍助长。我们看到的那些被双规的高官堪称利欲熏心，中国要走出这样尴尬的局面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和领导不要与民争利。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
 |
| 柯隆 |
要说原因可能有很多，诸如中国球场上的踢黑球，吹黑哨，等等。但可能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日本队在场上是非常合作的，而中国队员在场上象一盘散沙，有一个进攻的机会，明明自己并非最佳位置，但控球的运动员绝对不把球传给处于更佳有利位置的队员，通常是球门前丧失良机。
我不想把一个足球问题上纲上线，但我不得不从我们的民族性来检讨足球往往败北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不合作性很可能源于我们的民族性或是一种体制。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一直认为小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One for all, all for one)只是说说的，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绝大部分是人人为己，绝不为人。
|
当我们看日本队比赛时可以发现，球门前日本队员互相配合谦让。当然，有时日本球队也会因为过分谦让而丧失良机。但配合是日本队取胜的重要原因。
我在日本的一家银行系统的研究所工作过5年，在现在这家研究所供职了16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日本企业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喜欢开会，大多数情况，中国的国有企业开会的讨论可能会很热烈，甚至激烈，但很少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所以通常需要党委的领导进行指示，这被总结成民主集中制。日本企业开会不会很热烈，但最后总可以集约出一个结论，而且，大家都会尊重这个结论，即使自己并不同意。相反在中国即使党委做了最终指示也不一定被很好贯彻。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当一个政治领袖比在日本当一个政治领袖要困难的多。中国有很多的“愚民”，还有更多的“刁民”，要让一个正常人去领导如此多的“愚民”和“刁民”且不是件容易的事。日本很少刁民，大部分是良民，有个性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遵纪守法，安于现状的。日本企业职工即使对自己的待遇不满，但不会由此而明显怠工，同样足球运动员即使不满奖金的金额，但球还是好好踢的。而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揉不进沙子，稍有不满，工作上就会很马虎。
我们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算盘，每天都在算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一个在中央政府某部门工作的朋友，几年前，其单位有好几个跟他一样的正处级干部，单位要从他们当中选拔一位到司局级，某日，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上来就说“不干了”，我有点丈二和尚，问:为什么？他说:“这次晋升不是我？”这件事的结果是一个喜剧，不知这位朋友通过怎样的努力，说服了他单位的党委和人事部门最终提拔他。
无论是体育竞技还是普通职场，对个人的评价和利益分配都很难实现绝对公平。面对非恶意的不公平，当事人需要宽容，如果每个人都斤斤计较，那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是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地域和气候的差异造成了人的强烈个性。个性是文化创新的源泉，但如果没有宽容，利己之心将被加倍助长。我们看到的那些被双规的高官堪称利欲熏心，中国要走出这样尴尬的局面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和领导不要与民争利。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