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每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2任期，应对金融危机后膨胀的债务成为最主要课题。“习式经济学”寻求通过加强监管实现软着陆。邓小平倡导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向的改革开放过去40年，目前迎来了转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政府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强调。习近平也在2017年的党代会上，将“遏制金融风险”列为到2020年的首要课题。

    　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恢复了增长轨道。不过，由于国有银行的大量放贷，企业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007年底的97％迅速提高至2016年6月底的16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敲响警钟，指出“过去在债务激增后往往发生金融危机”。在美国推进加息的背景下，压缩债务是与时间赛跑。如果爆发源自中国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目前中国已采取降低企业债务比率的做法。首先，企业自2016年推进债转股。截至2017年9月的债转股框架协议金额达到1.3万亿元，但没有相应的经营改革，近似于推迟问题爆发。

    　  其次，政府提供补贴，并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让其购买地方城市的库存住房。截至2017年6月底，个人债务与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分别比1年前提高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相当于政府和个人接过了房地产企业的债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对策包括强化金融机构监管、企业强制性重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等，加强控制的色彩浓厚。监管当局已不断发出对银行的罚款和处分。

　     引人关注的是针对地方债务的强有力对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地方政府有时候借地方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的手段”，将地方债务视为问题的核心。

　     2018年地方债发行额度比2017年增加5500亿元，增至1.35万亿元。这是不得已的举措，因为如不增加合法的地方债，就难以消除违法的隐形债务。据官方统计，2017年底的地方债务达到16万亿元，但IMF预测超过30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