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基督教大学特聘教授 岩井克人：日本曾出现过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争论，期间从1930年代到60年代，跨越了第2次世界大战，成为一场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这场论战的起点是围绕日本战前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原因。

 

　　其中一方的阵营被称为讲座派，他们主张日本的社会是脱离西欧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发展路线，在天皇制这一独有的封建体制下具有“固有”结构的社会。另一方阵营被称为劳农派，他们主张日本社会虽然走在资本主义正常的发展路线上，但是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岩井克人

 

　　看起来不过是学术上的对立，但争论之所以发展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是因为这场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对立。如果日本是封建社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前有必要进行市民革命。而如果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一次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了。

 

　　围绕社会主义的道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论战在现在看来就像一场闹剧。但是笔者不会将其视为闹剧一笑了之。这是因为日本社会的特质，到底是固有的“结构”还是发展的“迟缓”，这一争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多次出现。

 

　　例如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20年，而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和金融自由化排头兵的美国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受美国的发展势头挤压，美国式资本主义被视为“全球标准”。于是关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独有文化产生的固有“结构”导致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日本的美国式市场自由化进程“迟缓”导致的。

　 

　　这种争论不仅存在于日本，还存在于众多非西欧社会和欧洲大陆各国。

 

　　笔者认为，讲座派与劳农派的对立以及同样的对立之所以多次出现，是因为在对立的背后其实存在共识。

 

　　该共识就是过去将西欧社会、近年来将美国社会视为唯一的“普遍”。将包括日本在内的非西欧社会，近年来包括非洲大陆各国在内的美国以外的社会视为“脱离”唯一的普遍。

 

 

　　之所以会分成讲座派和劳农派，是因为对于“脱离”的原因各自的看法不同，一方认为是“结构”导致的，而另一方认为是“（自由化进程）迟缓”导致的。虽然双方激烈对立，但是在脱离唯一的普遍这一想法上，双方是统一的。

 

　　笔者认为现在到了该摆脱长期支配我们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了。而告知我们（是时候摆脱这种想法）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自由放任主义，主张信赖市场“看不见的手”，越是排除阻碍市场机制的制度和习惯、以及政府和央行的限制和介入，社会就越高效和越稳定。

 

　　但是自由放任主义是无视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的谬论。一个人接受货币并非为了作为物品使用，而是由于认为其他人也会将其视为货币。即使人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每当获得货币时便就是投机了。

 

　　投机伴随着泡沫，是泡沫就会破裂。货币的泡沫是人们相比物品更想拥有货币的经济萧条局面，货币泡沫的破裂则是人们脱离货币的通货膨胀局面。萧条状况恶化将引发恐慌，通货膨胀恶化将引发极度通货膨胀。

 

　　换言之，市场经济就是货币经济，因此始终面临恐慌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

 

　

　　

 

　　在大萧条仍在延续的1933年，美国制定了对银行业进行严格监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但到1999年，在自由放任主义高涨的背景下，由于自己风险自己管理这一金融行业的压力而被废除。雷曼危机爆发，是在法案被废除还不到10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一度提高至10％，其元凶完全是自由放任主义这一谬误。

 

　　此外，美国式资本主义尤其重视股东主权，将企业视为股东追求利益的单纯工具。

 

　　但是，“股东主权论”是忽视企业属于法人的谬误。拥有办公室和工厂，与员工、供应商和银行签署协议的是并非股东，而是作为法律所认可的“人”的企业。此外，将企业在现实上作为“人”驱动的，也并非股东，而是经营者。

 

　　与随时都能卖出股票的股东不同，经营者对企业负有忠实义务。这种义务指的是，一旦接受将企业作为“人”驱动的责任，就不得将企业视为为自己牟利的工具。

 

　　但是，美国的企业体系认为，要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让经营者成为股东即可，于是引进了以股票期权（股票购买权）为核心的薪酬制度。但不幸的是，这将经营者从忠实义务中解放出来，给予其将公司当做利益追求工具的机会。经营者的薪酬已暴涨至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350倍。

 

　　结果，美国的不平等化在发达国家之中非常突出。令人吃惊的是，前1％的高收入阶层甚至获得了全民收入的20％。观察其构成发现，资本所得的比例较小。虽然创业者所得很大，但占据更大比例的却是经营者的薪酬。美国不平等化的元凶正是股东主权论这种谬误。

　

　　在这种经济危机和不平等化导致的不安与不满的背景下，特朗普登上舞台。在本应是民主主义国家的美国，像专制君主一样掌权的这位总统正是反映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非“全球标准”的讽刺画。

　 

　　如果自由放任主义是一个谬误，那么市场经济就难以仅凭市场自己发展。只有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监管及干预、社会保障和相互扶助等相结合，才能稳定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本身也将根据市场与其他制度的结合方式而产生各种“形式”。

　

　　如果股东主权论是一个谬误，那么企业将不再是股东的工具，将具备作为人的组织的自律性，而在其目的之中，还包含员工和其他相关人士的利害关系。此外，企业体系本身也将根据设定目的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形式”。

 

　　这是既非自由放任又非股东主权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当然，这是日本及欧洲大陆各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在这一意义上并没有新意。但在目前，不应将其作为唯一脱离普遍的情况，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可取的各种“形式”之一，不，应作为多样化的普遍之中的“一种普遍”进行重新理解。这种机会已经到来。

 

　　这并非将“日本资本主义”视为日本固有“结构”的资本主义、或者发展“迟缓”的资本主义，而是视为日本社会自主可选的“一种普遍”的资本主义。如何制定这种“普遍”的内容，取决于我们的想法和决定。

 

　　这是自日本西欧化元年——明治维新过去150年的今年，日本面临的课题。

 

　　岩井克人

　

　　生于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专业是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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