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北海道的函馆市有“鱿鱼之乡”的美称，1月是捕捞鱿鱼的最后阶段，在与灯光灿烂的夜景形成对照的漆黑海面上，点点渔火零星分布。2018年度鱿鱼的渔获量处在历史最低水平，比顶峰时下滑8成以上。这里“或许已经算不上鱿鱼之乡”了，很多渔民早早就结束了捕捞。

　　  　　

         　　

　　鱿鱼的平均价格为每公斤632日元，达到10年前的3倍。但加工业者采购的是500日元以下的鱿鱼。函馆的水产批发市场在日本全国闻名，但场内充满了冷清的氛围。  

       　　 

　　鱿鱼对环境变化敏感，被称为“海中金丝雀”，渔获量在1968年达到70万吨，但最近数年降至10分之1以下。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樱井泰宪（68岁）警告称，“由于产卵地的水温下降和亲代鱿鱼的减少，资源量即将枯竭”。过去日本捕捞到世界一半的鱿鱼，并端上了日本的餐桌，但如今渔获量降至第8位。

 　 

　　渔获量减少直接打击日本企业的经营。在北海道南部的松前町，自3月起开始生产鱿鱼产品，但该町水产加工振兴协议会会长高松秀也（57岁）表情严肃地表示，“目前是作为产地能否生存下去的紧要关头”。

 　　

　　从事海产品加工的TONAMI食品工业（位于北海道北斗市）的工厂里热气沸腾，但并非加工鱼贝类，而是在蒸土豆。该公司为了维持就业，启动了并非本行的蔬菜加工业务。其社长、同时担任日本全国鱿鱼加工业协同组合理事长的利波英树（68岁）唉声叹气地表示，“鱿鱼的渔获王国已经是中国”。

      　   

　　有一段记忆让利波英树始终难以忘记，那是在俄罗斯出现的吃鱿鱼丝热潮。但对新市场的期待眨眼之间化为泡影，因为供应商是中国。中国从遥远的阿根廷等世界各地筹集鱿鱼，然后低价销售。日本产太贵，不受欢迎。

　　　　　

　　“这是中国买太多的影响”，运营大阪烧（又名：御好烧）店的千房控股的负责人这样感叹，“章鱼和鱿鱼进货价涨了4成，虾也上涨1～2成左右”。该公司使用的章鱼2016年从日本国产改为南非等的进口产品。该负责人表示，“已经无法确保可供全店使用的量”。   

          

       　  

　　日本海的优良渔场有大量鱿鱼。中国和朝鲜的船只有时以千艘规模涌来。从小型的木船发展为牢固的大型船。日本山形县渔业协同组合参事西村盛（51岁）表示，“（那些船）是否带有武器？对方的网是否会缠到螺旋桨上？有些夜间因不安而无法作业”。  

   

  　

　　日本水产厅2018年实施了5千次以上的喷水等驱逐警告，计划时隔55年增加执法船只。日本农相吉川贵盛1月底表示，“外国船的违法行为频发。如果置之不理，在水产改革中获得渔民合作将变得困难”，显示出危机感。

  　　

　　包括养殖在内的日本渔业产值2016年为1.5856万亿日元。世界的渔获量在平成时代（1989年～2019年）的30年里增至2倍，而日本几乎减为一半。

  　

　　这种异变不仅发生于鱿鱼领域。在日本，蓝鳍金枪鱼曾在首次拍卖中拍出3.336亿日元的历史最高价。但在从筑地迁至丰洲的交易市场，2019年初开市时的生金枪鱼到货量减少6成。秋刀鱼和大马哈鱼等很多大众鱼类也呈现捕捞量减少的倾向。

    

以3.336亿日元历史最高价成交的金枪鱼（2019年1月5日上午、东京都中央区）

        　    

　　2018年12月，为推动企业涉足，提高生产效率，推动渔业再次成为增长产业，日本通过了《渔业法》修正案。这是日本时隔70年对该法进行根本性修订。希望借此调查资源量，按渔民和渔船分配捕捞量配额，防止滥捕，实现有计划的作业。

 　

　　日益减少的渔业资源的争夺战并非只以外国为舞台。在先行引进资源管理的蓝鳍金枪鱼领域，日本国内也发生了摩擦。

    

     　　   

樱虾（资料图）

      

　　在截至2018年夏季的渔期，发生了部分地区未遵守捕捞量配额的混乱。截至2018年2月，捕捞量已经达到配额的9成以上，于是日本在全国限制了捕捞。“难道是先下手为强？”相关人士的不信任感和不满至今仍未化解。

  　 

　　2019年2月底，在大分市举行了有关《渔业法》修正案的意见交流会。“渔民希望在鱼来的时候捕捞”、“还需要偿还债务”，日本水产厅水产经营课长清水浩太郎（48岁）疲于应付挤满会场的170人的提问。

 　

　　日本的水产资源不稳定，难以在管理和经济合理性之间保持平衡。以有“骏河湾的宝石”之称的樱虾为例，为保持资源持续禁渔，2018年的秋季渔期1天也没有捕捞。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佐佐木Takumi、井上达也、松尾洋平、福岛悠太、渡边夏奈、药袋大辉、土桥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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