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在家办公的女性公司职员似乎开始越来越对丈夫感到不满。同样在家办公的丈夫频繁打开电冰箱，咕哝着说“肚子饿了”。东京自3月初孩子停课以来膨胀的伙食费又增加了“大孩子”的份。虽然说要3天去1次买菜，但却不知不觉走向附近的超市。在外就餐费用的减少成为家庭支出内心的支撑，但“4月的伙食费令人恐惧”。

  

     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停课和在家办公，明显改变了日本家庭收支的情况。照明和取暖费、水费、卫生纸开销……，由于家人在宅时间增加而膨胀的成本不在少数，但最为代表或许就是伙食费。日本4月7日发布的2月家庭收支调查显示，伙食费约为7.5万日元，比1年前增加了4.2％。逾4％的增长是7年来的最高。

 

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举措之下，日本的超市人流在增加

 

     由此受到关注的是人们熟悉的“恩格尔系数”。有名的“恩格尔法则”按照伙食费占消费的比率来计算，越是贫困家庭，比率较高，但随着变得更为富有，比率将下降。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伙食费不管收入高低都是必要的，其比率较高，越显示缺乏用于其他支出的宽裕金钱的状态。

  

     “恩格尔系数”由于因家庭构成和生活习惯而发生变化，因此存在不适合进行单纯国际比较等的一面，但方向性基本准确。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轨迹也基本符合恩格尔法则。在战后不久高达60％左右的“恩格尔系数”随着之后的经济增长而持续下降，到2000年代前半起降至20～24％。

  

 

      日本“恩格尔系数”在2月迅速提高至34年来最高水平。2人以上的工薪家庭的数值达到25％左右，这是1986年以来的首次。虽然归根到底是单月的数字，但如果考虑到东京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宅在家中”趋势加强，全年的数值也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日本的家庭是否“贫穷”到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化为乌有？

   

   

     实际上，“恩格尔系数”在数年前曾在日本成为话题。观察日本“恩格尔系数”的图表可以发现，此前稳定徘徊在低位，但进入2010年代后，趋势发生改变。

     

      背景是日本家庭的相关变化。如果老龄化和单身化加强，构成分母的收入将触及天花板，结果，伙食费的比率容易提高。与有专职主妇的家庭相比，在双职工家庭，在外就餐、现成食材和单价高的加工食品的购买频度更高，推高成为分子的伙食费。在2015～2016年迅速上升时，日元贬值导致的食品进口价格上升也是原因之一。

   

      此次增加了新冠病毒疫情。能感叹在家办公导致的伙食费增加是幸福的。在日本自营业和自由职业者中，3、4月的收入“蒸发”的家庭也不在少数。穷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必将提高。

 

     占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6成的是个人消费。而伙食费是占消费支出的4分之1的最主要一块。显示“贫穷”程度的古老法则被重新提起，有必要认真倾听家庭收支难题发出的异音，尽早构建安全网。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山本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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