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樱花之争与日本“杂种文化”

2016/04/12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最近,中国武汉的某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东京街头打出广告:“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引起了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吴骁先生的愤怒,他撰写了一篇名为“商贾不知亡国恨,跨海乱炫彼国花”,痛批这则广告,文章“既为这条广告本身的低级错误与严重失实感到荒唐可笑,同时也对其以极不妥当的方式令武汉市与武汉大学因‘躺枪’而蒙羞深为不悦。”“‘现代栽培的观赏樱花’实际上是源于日本,这是一个显而易见、颠扑不破的基本事实。”“竟然有一个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这些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而且“最富盛名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早系由侵华日军从该国引进”,“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张石
  笔者对武汉这家企业的广告是否妥当和这位专家的批判是否合适不想妄加评论,但是使笔者感兴趣的却是日本人的态度,他们似乎对哪里是“世界樱花之乡”并不在意,你愿意来登广告悉听尊便,红灯绿彩地就给你登上,没看到哪个日本人奋起批判或挥臂抗议。

  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常有文化上的“谁先谁后”之争,“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收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而激起中国民众轩然大波:端午节是咱们的啊,怎么能被韩国人抢去?一时之间,群情激昂,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注1)这也让人想起这十几年一直没有断过的“中韩申遗之争”。

 
   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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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韩之间最近也有过有关樱花原产地之争,韩国有媒体认为日本最著名的樱花品种染井吉野原产济州岛,日本人对此不以为然,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也加入了这场争论,2015年,在日韩再次发生樱花之争时, “中国樱花产业协会出面断喝一声:你们都别争了,这没日韩什么事,樱花真正的起源地是中国。据说日本权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时间在唐朝。”(注2)

  其实日本学界和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断定过只有日本是樱花的原产国,而有关染井吉野的争论,对日本人来讲,是有关染井吉野这个樱花品种来源的学术之争,无关樱花最早产生于何处,而且染井吉野原产济州岛之说,也是日本人最先提出来的。

      有关樱花的产地,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辞书《广辞苑》的“樱”词条中说:“蔷薇科落叶乔木,十几种该植物的总称,中国大陆、喜马拉雅山脉有数个品种为人所知,而日本种类更多,园艺品种非常多。春天开白色或淡红色的五瓣花,也有八个花瓣的品种。……”(注3)而日语的网络辞典《维基百科》在“樱花”词条中写道:“园艺品种多,古来对花瓣的数目和颜色、开花的形态等进行改良,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在日本,包括原有品种和杂交品种在内,有600种以上。”

        毋宁说,日本人承认现在日本樱花中,有许多是“杂种”,而“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这种说法,也是日本诸多学说中的一种。

  从日本人的文化性格看,日本人不像中国人和韩国人那样,非常重视一种文化的发源是否来自自己的国家。他们甚至乐呵呵地把自己的文化称为“杂种”。

  日本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在1956年写了一本著作叫《杂种文化——日本渺小的希望》,在书中,相对于纯粹的西洋文化,他将日本文化定位为“以传统为基础的杂种文化”。

       加藤周一对日本文化的这种定位,并不包含否定的意义,他认为,“英法的文化作为纯种文化,没有什么不好,而日本文化作为杂种文化,也没有什么不好。”(注4)他积极评价日本文化具有个性地消化外来文化的特征,他还在这种特征中看到了希望。

      他把日本文化比作一棵树,认为:“那些试图把日本种的枝叶切掉的纯化运动即使进行得很顺利,也无法除去滋养根干的日本的要素,因此,过不久,还会长出日本的枝叶;与此相对,也当然会发生试图除掉西洋的枝叶,完全恢复日本风格的运动,可是,在这种场合,对于根与干的杂种性也是无可奈何,过不久,还是无法防止西洋的枝叶再生……”(注5)




  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似乎得到了日本大多数人的认同,现代日本人在内心里似乎认为:文化是一种各方面因素融合的产物,对他们来说,说一种文化一定发源并发展于某一个固定的区域里,是不可理解的。

 
  这种文化性格,使日本人能创造性地融合外来文化。他们不仅能很好地保存自己的文化,也能认真呵护外来的文化传统,如奈良的法隆寺承接了中国南北朝的建筑传统,西院伽蓝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群,这种建筑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中国唐代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唐朝的一些戏剧曲目、宋代的曜变天釉碗等也只能在日本找到,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

  过度地对文化“正本清源”,追究古老文化的原创者,实际上试图确立一种文化上“优越感”和过度地追求文化“纯度”的一种表现,其实文化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优劣之分,过度地固执于文化的优劣之分,常常使人们容易对文化做物理性的排斥与吸引,这种心态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有时反而会使文化本身遭到破坏。

        如在中国,有时由于对文化的“优劣”与“纯度”过度执着,“恨屋及乌”,将前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晶作为前代“罪恶”与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大规模的文化破坏运动,使文化的承传与保存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其物质与文化的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

  人类文化的历史是文化交流的历史,一种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一定会融入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因素,与其追究文化财富和文化现象的原创者属于哪个国家,固执于文化的优劣与纯度,不如像日本人这样,乐呵呵地称自己的文化是“杂种”,不问来源,只事呵护,因为文化最终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注1) 见“中韩争申遗时,到底在争什么?”,中国日报网 ,2015年4月1日。

  (注2) 项向荣“中日韩樱花起源之争让人哑然失笑”,新华网, 2015年3月31日, 来源:《钱江晚报》。

  (注3) 新村出编《广辞苑》,岩波书店,1969年第2版,877页。

  (注4) 加藤周一《杂种文化--日本渺小的希望》,讲谈社文库,1974年版,34页。

  (注5)同上。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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