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樱花之争与日本“杂种文化”
201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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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石 |
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常有文化上的“谁先谁后”之争,“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收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而激起中国民众轩然大波:端午节是咱们的啊,怎么能被韩国人抢去?一时之间,群情激昂,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注1)这也让人想起这十几年一直没有断过的“中韩申遗之争”。
其实日本学界和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断定过只有日本是樱花的原产国,而有关染井吉野的争论,对日本人来讲,是有关染井吉野这个樱花品种来源的学术之争,无关樱花最早产生于何处,而且染井吉野原产济州岛之说,也是日本人最先提出来的。
有关樱花的产地,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辞书《广辞苑》的“樱”词条中说:“蔷薇科落叶乔木,十几种该植物的总称,中国大陆、喜马拉雅山脉有数个品种为人所知,而日本种类更多,园艺品种非常多。春天开白色或淡红色的五瓣花,也有八个花瓣的品种。……”(注3)而日语的网络辞典《维基百科》在“樱花”词条中写道:“园艺品种多,古来对花瓣的数目和颜色、开花的形态等进行改良,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在日本,包括原有品种和杂交品种在内,有600种以上。”
毋宁说,日本人承认现在日本樱花中,有许多是“杂种”,而“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这种说法,也是日本诸多学说中的一种。
从日本人的文化性格看,日本人不像中国人和韩国人那样,非常重视一种文化的发源是否来自自己的国家。他们甚至乐呵呵地把自己的文化称为“杂种”。
日本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在1956年写了一本著作叫《杂种文化——日本渺小的希望》,在书中,相对于纯粹的西洋文化,他将日本文化定位为“以传统为基础的杂种文化”。
加藤周一对日本文化的这种定位,并不包含否定的意义,他认为,“英法的文化作为纯种文化,没有什么不好,而日本文化作为杂种文化,也没有什么不好。”(注4)他积极评价日本文化具有个性地消化外来文化的特征,他还在这种特征中看到了希望。
他把日本文化比作一棵树,认为:“那些试图把日本种的枝叶切掉的纯化运动即使进行得很顺利,也无法除去滋养根干的日本的要素,因此,过不久,还会长出日本的枝叶;与此相对,也当然会发生试图除掉西洋的枝叶,完全恢复日本风格的运动,可是,在这种场合,对于根与干的杂种性也是无可奈何,过不久,还是无法防止西洋的枝叶再生……”(注5)
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似乎得到了日本大多数人的认同,现代日本人在内心里似乎认为:文化是一种各方面因素融合的产物,对他们来说,说一种文化一定发源并发展于某一个固定的区域里,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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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地对文化“正本清源”,追究古老文化的原创者,实际上试图确立一种文化上“优越感”和过度地追求文化“纯度”的一种表现,其实文化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优劣之分,过度地固执于文化的优劣之分,常常使人们容易对文化做物理性的排斥与吸引,这种心态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有时反而会使文化本身遭到破坏。
如在中国,有时由于对文化的“优劣”与“纯度”过度执着,“恨屋及乌”,将前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晶作为前代“罪恶”与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大规模的文化破坏运动,使文化的承传与保存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其物质与文化的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
人类文化的历史是文化交流的历史,一种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一定会融入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因素,与其追究文化财富和文化现象的原创者属于哪个国家,固执于文化的优劣与纯度,不如像日本人这样,乐呵呵地称自己的文化是“杂种”,不问来源,只事呵护,因为文化最终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注1) 见“中韩争申遗时,到底在争什么?”,中国日报网 ,2015年4月1日。
(注2) 项向荣“中日韩樱花起源之争让人哑然失笑”,新华网, 2015年3月31日, 来源:《钱江晚报》。
(注3) 新村出编《广辞苑》,岩波书店,1969年第2版,877页。
(注4) 加藤周一《杂种文化--日本渺小的希望》,讲谈社文库,1974年版,34页。
(注5)同上。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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