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的巨匠
2014/10/15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法国图卢兹第一大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自1969年该奖开始以来，美国占据优势的情况始终保持，很多专家惋惜某某学者为何未能获奖。如果回顾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的学者的面孔，似乎就能看到这一奖项的局限性。
先回顾一下过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在上世纪60～70年代，每年有1～2人左右获奖，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华西里·列昂惕夫、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被称为“经济学巨人”的知名学者相继获奖。当时，美国获奖学者占整体的约30%，荷兰、英国和瑞典等国籍的学者也曾获奖。
谁能获奖？谁不能获奖？
在未进入早期获奖者名单而被专家质疑的是在牛津大学任教的英国人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年）。他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生，为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开辟了道路。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增长模式现在已在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中得到广泛介绍。此外，还为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国际经济金融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为什么哈罗德没有获奖呢？其原因被认为在于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可以解释为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发出质疑的“危险理论”。
因同样情况而被经常提到的是另一个英国人琼·罗宾逊（1903～1983）。自称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正统继承人，构建了垄断竞争理论。反驳了假设企业能自由配置生产要素的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以固定生产要素为前提，开创了投资理论。在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之间，展开了“剑桥资本争论”。在专家之间，琼•罗宾逊被认为“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是，琼·罗宾逊严厉批评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是“虚伪的经济学家”，晩年加强了赞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等反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结果与获奖渐行渐远。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教授Thomas Karier在《诺贝尔经济学奖40年》一书中，作为没有获奖的巨匠，除了琼•罗宾逊之外，还列举了身为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约翰•加尔布雷思（1908～2006）的名字。指出“他致力于研究贫困、收入分配以及失业等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断言：“对于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来说，约翰•加尔布雷思显得过于倾向自由主义，而非数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正式名称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该银行成立300周年活动的一环，推动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了该奖。在根本上存在“拥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被认为反对这一立场的学者基本上无缘获奖。
东京大学教授福田慎一说：“如果现在如果有人问，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21世纪的资本》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将来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回答不可能的专家或将占大多数。这里就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认为仅凭以市场稳定性为前提的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情况的观点正在增强，但“大的框架并未发生改变”（福田）。
话题回到过去的获奖者。在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保持权威容易获奖的趋势。美国人的比例提高至5成左右，但获奖领域出现了扩大。以分析企业投资决定的“ｑ理论”而闻名于世的詹姆斯·托宾、研究收入和储蓄率关系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等注意到市场局限的“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相继获奖。另一方面，研究政府监管带来的消极影响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以及被称为“美国模式构建领域元老”、创建经济预测模式的劳伦斯•克莱因也成功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
这一时期被视为应成为获奖候选人的日本人有2人。一个是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森嶋通夫（1923～2004）。他是以动态经济理论为核心的数理经济学的先驱，在世界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知名度。不过，逐步将研究重心转向将里昂•瓦尔拉斯、卡尔•马克思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的学说固定化的研究，有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遭到评选委员会的厌恶。
另外一人则是宇泽弘文（1928～2014）。宇泽在世界经济学界留下名字的研究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1960年代提出的动态增长理论。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的增长理论仅仅以1个部门为对象，但宇泽将投资品和消费品2个部门纳入模型，在认为市场将走向均衡的新古典派经济学框架中，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机制。
但是，宇泽弘文1968年回到日本之后，开始日益关注环境问题和成田机场搬迁问题等，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式。包括医疗和教育等在内的“社会共同资本”理论是在探究新古典派的增长理论的过程中，为了给突显出来的不稳定市场体系带来“稳定”而创造的理论，有观点认为在宇泽内心中，这是始终如一的，但在美国经济学界则很难获得理解。可以说在这2名日本巨匠未能获奖的背后，存在着厌恶对资本主义批评的评选委员会的局限。
进入1990年代之后，或许是受权威人物获奖暂告减少的影响，根据研究领域评选的倾向出现加强。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等倡导市场万能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们相继获奖。对美国人的偏爱进一步加强。在2000年以后，芝加哥学派的垄断局面有所减弱，但以美国为中心的倾向并未改变。创立“行动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机制设计理论”以及“ 搜索论”等“新领域”的很多学者先后获奖，但对市场功能本身投去质疑目光的学说仍然被排除在评选对象之外。
专攻经济学史的京都大学教授根井雅弘指出“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基本上都是由在美国知名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形成的，因此在美国取得成绩、论文被引用次数较多的人获奖成为自然而然的潮流。非主流经济学家获奖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根井教授认为，“学科间的领域（例如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相互交流中产生的行动经济学）也成为获奖对象给“经济学帝国主义“敲响了警钟，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倾向”。
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日本人
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种特点，对于“假设日本人首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觉得谁最有希望？”的问题，专家学者异口同声地说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师清泷信宏的名字。每年基于被引用的论文数量来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名单的美国调查公司汤森路透曾在2010年将清泷选为获选人。清泷分析垄断竞争对宏观经济学影响的论文（1987年）、将货币的作用定式化的论文（89年）以及显示小冲击如何逐渐演变成大冲击的“清泷-摩尔模型（Kiyotaki–Moore mode）”（97年）等成就在美国经济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清泷同时还是以主流派新古典派的宏观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宏观动学分析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人物之一，符合评选委员会的标准。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 前田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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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获奖？谁不能获奖？
在未进入早期获奖者名单而被专家质疑的是在牛津大学任教的英国人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年）。他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生，为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开辟了道路。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增长模式现在已在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中得到广泛介绍。此外，还为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国际经济金融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为什么哈罗德没有获奖呢？其原因被认为在于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可以解释为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发出质疑的“危险理论”。
因同样情况而被经常提到的是另一个英国人琼·罗宾逊（1903～1983）。自称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正统继承人，构建了垄断竞争理论。反驳了假设企业能自由配置生产要素的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以固定生产要素为前提，开创了投资理论。在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之间，展开了“剑桥资本争论”。在专家之间，琼•罗宾逊被认为“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是，琼·罗宾逊严厉批评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是“虚伪的经济学家”，晩年加强了赞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等反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结果与获奖渐行渐远。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教授Thomas Karier在《诺贝尔经济学奖40年》一书中，作为没有获奖的巨匠，除了琼•罗宾逊之外，还列举了身为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约翰•加尔布雷思（1908～2006）的名字。指出“他致力于研究贫困、收入分配以及失业等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断言：“对于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来说，约翰•加尔布雷思显得过于倾向自由主义，而非数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正式名称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该银行成立300周年活动的一环，推动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了该奖。在根本上存在“拥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被认为反对这一立场的学者基本上无缘获奖。
东京大学教授福田慎一说：“如果现在如果有人问，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21世纪的资本》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将来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回答不可能的专家或将占大多数。这里就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认为仅凭以市场稳定性为前提的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情况的观点正在增强，但“大的框架并未发生改变”（福田）。
话题回到过去的获奖者。在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保持权威容易获奖的趋势。美国人的比例提高至5成左右，但获奖领域出现了扩大。以分析企业投资决定的“ｑ理论”而闻名于世的詹姆斯·托宾、研究收入和储蓄率关系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等注意到市场局限的“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相继获奖。另一方面，研究政府监管带来的消极影响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以及被称为“美国模式构建领域元老”、创建经济预测模式的劳伦斯•克莱因也成功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
这一时期被视为应成为获奖候选人的日本人有2人。一个是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森嶋通夫（1923～2004）。他是以动态经济理论为核心的数理经济学的先驱，在世界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知名度。不过，逐步将研究重心转向将里昂•瓦尔拉斯、卡尔•马克思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的学说固定化的研究，有观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遭到评选委员会的厌恶。
另外一人则是宇泽弘文（1928～2014）。宇泽在世界经济学界留下名字的研究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1960年代提出的动态增长理论。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的增长理论仅仅以1个部门为对象，但宇泽将投资品和消费品2个部门纳入模型，在认为市场将走向均衡的新古典派经济学框架中，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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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90年代之后，或许是受权威人物获奖暂告减少的影响，根据研究领域评选的倾向出现加强。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等倡导市场万能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们相继获奖。对美国人的偏爱进一步加强。在2000年以后，芝加哥学派的垄断局面有所减弱，但以美国为中心的倾向并未改变。创立“行动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机制设计理论”以及“ 搜索论”等“新领域”的很多学者先后获奖，但对市场功能本身投去质疑目光的学说仍然被排除在评选对象之外。
专攻经济学史的京都大学教授根井雅弘指出“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基本上都是由在美国知名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形成的，因此在美国取得成绩、论文被引用次数较多的人获奖成为自然而然的潮流。非主流经济学家获奖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根井教授认为，“学科间的领域（例如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相互交流中产生的行动经济学）也成为获奖对象给“经济学帝国主义“敲响了警钟，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倾向”。
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日本人
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种特点，对于“假设日本人首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觉得谁最有希望？”的问题，专家学者异口同声地说出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师清泷信宏的名字。每年基于被引用的论文数量来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名单的美国调查公司汤森路透曾在2010年将清泷选为获选人。清泷分析垄断竞争对宏观经济学影响的论文（1987年）、将货币的作用定式化的论文（89年）以及显示小冲击如何逐渐演变成大冲击的“清泷-摩尔模型（Kiyotaki–Moore mode）”（97年）等成就在美国经济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清泷同时还是以主流派新古典派的宏观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宏观动学分析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人物之一，符合评选委员会的标准。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 前田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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