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在2019年底的12月29日，原日产汽车会长，保释中的卡洛斯·戈恩演出了一场“黑箱作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乘私人喷气机逃出日本的“世纪大戏”，使日本的政界、司法界及边检等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戈恩1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的记者会上（REUTERS）

 　　　　　　　　

　　戈恩出逃，对日本十分不利，在戈恩于贝鲁特召开记者恳谈会的1月8日以后的1月9日，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两次召开记者会反驳戈恩对日本司法制度等的谴责。日本如此重视戈恩的言辞，由此可见戈恩的言论对日本伤害很大。同时戈恩事件，对日产-雷诺-三菱联盟伤害也很大，戈恩在1月8日的记者恳谈会上说：日产的市值，在我的逮捕后，下落了100亿美元(约1兆1000亿日元)以上，一天损失4000多万美元，他还说：雷诺也好不到哪里去。雷诺的市值我的逮捕以后，下降了50亿欧元（约6000亿日元），1天下降2000万欧元。

 　　　　　　　

　　不知戈恩所说的数字是否有根据，但是日产汽车的业绩在不断下降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现在已经发表的日产车的世界销售数量来看，到去年11月为止，日产汽车连续15个月同比下降，在1月14日的东京证券市场上，日产股价在交易时的最低值创2011年9月以来8年零4个月的历史新低。

 　　　　　　　　　　

　　东京地方检察厅2018年11月19日对戈恩和前董事长格雷格･凯利实施了逮捕，以后又对戈恩进行了2次逮捕，2019年3月6日，戈恩获得保释。大约1个月后的2019年4月4日，戈恩再次被捕，4月25日，戈恩再次获得保释。日产汽车业绩的下降，正好与戈恩2018年11月遭逮捕以后的一年间在时间大部分相重叠，可见是和戈恩事件是有直接联系的。

 　　　　

　　而据复数的日本媒体报道：安倍首相在1月8日，在与佳能会长御手洗富士夫等在东京银座的日本料理店用餐时谈起戈恩记者会见等话题，据一起就餐的自民党原官房长官河村建夫说：安倍首相说：本来希望在日产内部解决这个问题算了。

 　　　　

　　在我们可以听出安倍首相的言外之意：如果在日产内部解决了这个问题，事情也就不会闹得这么大了。

 　　　　　　　　

　　那么戈恩事件有没有可能在日产内部解决呢?笔者认为：应该是有可能的。

 　　　　　　

　　第一次逮捕戈恩的理由是：戈恩与格雷格･凯利合谋，从2010年度到2014年度5年时间里，将戈恩计99亿9800万日元的报酬，记载为49亿8700万日元，向关东财务局提出，于2018年11月19日对二人进行逮捕；2018年12月10日对二人进行再逮捕，其理由是：在2015年度到2017年度的3年期间，还有约30亿日元报酬未做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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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所指的报酬戈恩并没有领取，而是和日产方面商定，将作为退职后的报酬在退职后领取。

 　　　　　　　　　

　　东京检察方面认为：不管有没有领取，只要收取确定了下来，就应该在有价证券报告中真实记载，否则就是犯罪。

 　　　　　

　　戈恩方面则认为：这些金额是否能够领取没有确定下来，没有必要进行记载，而格雷格･凯利则供述说：关于这件事，他曾多次向日本金融厅确认，并咨询了公司之外的律师，都回答是没有必要记载的。

 　　　　　　　　

　　笔者也曾向金融厅询问此问题，金融厅方面回答说：如果是干部，就是没有收取的退职后的报酬如果确定下来，就有在有价证券报告中记载的义务，而笔者问及格雷格･凯利是否向金融厅确认时，金融厅方面回答说：个别事案不能回答。

 　　　　　　　

　　看来双方的争点在于这笔退职后要领取的报酬究竟是否已经确定了下来，当然对戈恩还有许多指控，但是现在都没有得到确认。

 　　　　　　　

　　乡原综合compliance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乡原信郎2018年12月25日在网络上发表题为《戈恩事件冲击性的事实“隐瞒干部报酬并没有支付”》一文中指出：

 　　　　　　　　

　　卸任后的“支付的约定”，只不过应该看作如果平安结束日产首脑的工作后领取的“期待权”。与多数日本企业所实行的“干部退职慰劳金”相类似，如果是慰劳金，是按照公司内部规程决定的干部退职慰劳金的金额或者估算方法具体确定，在职的时候，虽然可以考虑退职后干部退职慰劳金的收领权已确定了下来,但实际上关于慰劳金的预定额，没见过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上作为干部报酬额记载的例子。

 　　　　

　　所谓有价证券报告书的虚伪记载罪，是说如果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的重要事项中做了虚伪的记载，这一罪状成立。在卸任后，做“支付的约定”的干部的报酬，究竟有没有记载的义务存在疑问，至少明确不属于“重要事项”。 （1）

　　　　　 　　　　　　　

　　笔者不懂这方面的法律，但是如果乡原律师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起码这是一种存在很大的“模糊空间”的一个法律问题，而这一事件被暴露出来，来源于检方与日产内部人员的一场“司法交易”，也就是在特定的财经等犯罪中，被告人或者涉案人和检察官做“司法交易”，被告人和涉案人主动承认犯罪事实，或者向检方提供同案人的资料与情报，与检方合作，以求得从轻处理的一种方法。

 　　　　　　　　　

　　对于这样的一种处于模糊地带的法律问题，日产是否在合法的范围内，探讨了是能否在日产公司内部解决呢？而根据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5条，有价证券报告书在相关网络（EDINET）公开登出，允许大众阅览后，可以在5年之内做出订正，日产是否及时做出了订正呢？据共同网（中文版）2018年12月6日报道：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有关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64岁，因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被捕）未记入有价证券报告并计划在退任后收取的报酬，日产社长西川广人可能在写有这部分报酬名义的“雇用协议书”上签了字。

 　　　　　

　　另据报道：因涉嫌从2010年度到2014年度5年里的干部报酬过少记载为50亿日元，东京地方检察厅于2018年12月10日，除了起诉了戈恩和凯利以外，日产作为法人也因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对有价证券报告书进行虚伪记载）遭起诉。

 　　　

　　不知道日产干部们当时是否认识到了这项记载违法？而原金融大臣龟井静香说：“这一事件中最坏的就是日产干部了。老板被捕了，包括西川广人和他以下的干部都像没自己的事似的。背叛老板与搜查机关合作更难以饶恕。如果戈恩先生花钱大手大脚，为什么不在逮捕前劝说他：‘老板，这是行不通的’呢？”（2）如果真的像龟井所说的那样，在开始的时候日产戈恩手下的人就劝告戈恩不要这样做，或及时提出订正报告书，那不就像安倍首相所说的那样，在日产内部解决了吗？再退一步说，既然这一事件牵扯日产高层多人，又真的是“法不容赦”的话，那么劝说戈恩一同去做“司法交易”，而不是单单把戈恩和凯利抛出，是否也能避免戈恩演出逃亡海外，全面和日本对峙的“世纪大戏”呢？

 　　　　　　　　　　

（1）https://news.yahoo.co.jp/byline/goharanobuo/20181125-00105394/

（2）《逮捕戈恩的“创始人”--龟井静香原金融大臣，他说：“日产干部作为日本男子要知耻”》 ，《AERAdot.》，2018年12月7日，https://dot.asahi.com/dot/2018120700014.html?page=4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张石 简历：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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