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村山宏：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策太过“松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6日晚宣布扩大紧急事态实施的范围，日本全国的47个都道府县（地方政府）都成了对象。即便是进入紧急状态，各地的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也只是请求民众自觉避免外出走动，电车和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依然运行，商店和餐厅仍在营业。日本为什么只采取了不具有强制力的“松弛”对策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

　　中国对武汉实施封城，完全禁止了人员进出。欧美方面，巴黎、纽约和伦敦也发布了事实上的出行禁令，违反出行禁令将被处以罚款，甚至在有的国家还会被监禁。相反，日本的地方政府并未发布出行禁令，也无法强制商店停业。政府只能拜托商户和民众配合。可以说日本的新冠病毒对策全靠民众的自发性和自律性。海外对日本这些措施的效果发出质疑。

　　在新冠肺炎疫情使很多人面临丧命风险的情况下，为什么日本不像外国那样发布外出禁令、商业设施停业令及封城令呢？实际上，日本这种“松弛”的紧急事态应对措施与1930年代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有很大关系。在中国或许知道的人不多，1920年代的日本通过选举引入了民主主义，被选出的议员组成政党，由政党选出首相。

　　虽说是选举，也不是像今天这样18岁以上的公民均可以投票，只有缴纳一定税金的男性才能投票。尽管如此，由选举选出的政治家来决定政策的机制是划时代的。当时的年号是大正，该机制被称为“大正民主”。遗憾的是，政治家不习惯民主政治，收买选票等腐败行为也不罕见。那时两大政党都把政党利益放在第一位，朝野两党激烈对立。

　　就在这种时候，日本遭遇了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在出口到最大出口国美国的货物被美国限制后，日本马上陷入了困境，农村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面对如此紧急事态，政党政治家却忙于夺取政权的政党斗争，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均步入歧途。贫困的老百姓发出悲鸣，但政府并未推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批评“政党政治无能，腐败政治家将毁掉日本”的声浪如潮。

　　扫除腐败政治家、加强政府权力、向外国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过激和极端思想出现扩散。军人最终暴乱。1931年驻扎在中国东北部的关东军无视政府的意向擅自扩大战局，建立“满洲国”。1932年，处理此事的时任首相犬养毅（曾经是新闻记者、孙中山逃亡时的赞助人）试图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谈判，解决此事，反对政府的军人却在1932年5月15日闯入首相官邸，射杀了犬养毅。

　　以此事件为转折点，煽动危机的军方逐渐掌握权力。平时无法被接受的极端过激思想也吸引了众多民众。因经济萧条而苦不堪言的民众赞同军人倡导的反美、反苏、扩大中国战线和统制经济等过激主张，接受了军方统治下的生活。短暂的民主主义时代结束，日本进入了军方主导的军国主义时代。1938年日本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形成了政府专制普通民众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