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蔡昉：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相似的发展历程，即第一步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花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紧接着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赶超，大幅度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随后也较早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及其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中国正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只是这一挑战来得更早，突出表现为“未富先老”（grow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本文解说中国人口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阐释政府政策变化趋势，展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蔡昉

      中国面临的“未富先老”挑战

        把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变结合起来观察，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the Lewis turning point）发生在2004年，表现为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后持续存在，相应地，普通劳动者工资快速提高。例如，在2004-2014年期间，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1%，快于GDP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工资上涨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相应地，单位劳动成本（unit labor cost，即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加快提高，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2004-2013年期间，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增长率，中国为5.3%，德国、韩国和美国分别为0.7%、1.3%和0.1%，日本在2004-2011年期间则为-2.9%。作为结果，虽然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仍然明显低于这些高收入国家，例如，中国单位劳动成本2013年仅为德国同年的29.7%、韩国的36.7%和美国的38.7%，以及日本2011年的48.7%，但是，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与这些国家的迅速趋同中。

        第二个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到峰值，此后转入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为提高为标志，劳动力进一步短缺，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与此相关的因素导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突然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如果没有改革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中国潜在增长率会从1978-2010年期间的平均10%左右，下降到2011-2015年期间的平均7.6%，并且将进一步下降到2016-2020年期间的平均6.2%。

       有分析家认为不应该过高估计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从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发展经验来看，这里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慢、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减速等因素都会造成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有人以中国劳动力总量庞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将保持较高为由，否定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这种分析忘记了，经济增长指的是产出的增量和变率（符号），而不是经济规模本身。因此，劳动力总量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绝对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变化方向。

        必须看到，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及其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是在人均GDP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时发生的。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2015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即老龄化率），世界平均水平为9.79%，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ies）平均为6.23%，中国则高达10.94%。面对这种“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中国必须从两个方面应对挑战，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解决“未富”的问题，二是调整人口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等相应制度，采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解决“先老”的问题。

   恰当认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中国政府在1980年正式宣布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直至2016年修订了“计划生育法”，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正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35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今天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或TFR，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80年的2.3下降到1990年代初的替代水平（replacement level）之下（1992年为2.0），进而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与日本大体相同，处于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因此，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总和生育率，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甚至在一代人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降低人口抚养比，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potential growth rate）。根据中国学者的估算，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可以把达到老龄化高峰期时的老年人口比重降低1.5个百分点；如果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与总和生育率1.6的情形相比，可在2036—2040年期间把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

        不过，中国内外关心人口问题的人们较多地关注人口生育政策本身，忘记每一次政策制订的特殊背景，忽略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现象，因而容易得出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的结论。

         例如，有人认为，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虽然“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一经实施，中国的人口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这个观点很可能过于乐观。2014年中国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步骤，允许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符合这个要求的家庭全国约为1100多万。在该政策实施一年多以后，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夫妻，只占符合条件家庭数的15.4%。据调查，符合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条件的家庭数大约是9000万，如果按照15.4%的生育概率，由于政策调整而多生育的孩子数仅为1386万，如果分散在3年的时间里出生，每年平均只有462万。

        总体而言，政策调整的效果在2018年以后就不那么明显了。事实上，中国政府因应人民群众的意愿，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固然是希望能够产生从长期看可以使人口发展更加均衡的效果，但是，应对“未富先老”挑战，绝非把宝全部押在一个生育政策上面，而是从经济战略和社会政策上做出了全方位的部署。

   实施积极应对“未富先老”战略

         中国积极应对“未富先老”的战略，与迈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任务是完全一致甚至是合二为一的。已经部署实施的政策和改革方案，立足于应对人口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双重挑战，着眼于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因此，对中国的发展持悲观观点也是没有依据的。


        首先，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增长减速，是作为发展阶段变化结果的新常态，主动放弃实施多年甚至行之有效的、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以生产要素投入作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些领域的改革，不仅不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反而可以预期产生明显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即给中国经济带来改革红利。

         例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2020年使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比重达到45%，即该比重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每年机械增加城镇户籍人口1600万。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而这项改革可以带来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方面，可以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延长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清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保持这个过程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resources reallocative efficiency），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述两个方面都具有从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明显效果。此外，户籍制度改革还可以激发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消费，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

          其次，中国政府着眼于从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入手，提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并创造条件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迄今为止，中国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先后又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社会养老保险覆盖了农村老年人，以及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社会养老保险覆盖无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实现了较高的制度覆盖率。下一步，将着眼于提高对城乡全体居民的实际覆盖率，实现各种制度的可携带性和相互衔接。

          中国政府同时拟定了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目标（延迟退休年龄）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渐进式）。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年龄具有反比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越弱，他们的实际退休年龄事实上还显著低于法定退休年龄。所以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培训和就业政策调整，明显提高大龄劳动者群体的就业能力，提高实际退休年龄。因此，当前的政策着眼点不在于制订一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而是针对大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特征，实施一个改善就业环境、增强就业能力，从而提高实际退休年龄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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