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欧5国（G5）1985年9月22日签署了纠正美元升值局面的“广场协议”，以日元迅速升值为起点的政策协调改变了世界经济吗？30年后的今天，中国参与其中的货币攻防战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教训？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采访了前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

       记者：德国联邦银行似乎从一开始就对“广场协议”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施莱辛格：除了美元行情外，德国还必须关注广场协议对欧洲整体货币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与日本不同。日本只关注与美国的关系。

前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

       在欧洲，（货币整合的第一步）欧洲货币体系（EMS）启动，除了与西德马克联动外，其他的欧洲货币也将波动，有的货币承受不了升值的影响。同时介入美元和欧洲货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德国对于在广场协议中设定约束力态度最消极。

       记者：日本对日元升值神经敏感，而德国从很早就开始容忍货币升值。

       施莱辛格：在德国，行政机构的作用很大。例如经济部，1949到1963年期间担任经济部长路德德维希·艾哈德（后担任西德总理）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对于货币升值持赞成态度。财政部也赞成货币升值，参与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有识之士也敦促货币升值。我认为这种潮流对德国联邦银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记者：是不是还注意到货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

       施莱辛格：也有这个因素。

        记者：现在七大工业国（G7）和20国集团（G20）框架下的政策协调变得越来越难了，这是为什么呢？

        施莱辛格：广场协议也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因此美国才试图通过卢浮宫协议打造政策协调的框架，但最终未能实现。

       我认为美国试图通过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再构筑（美国主导的战后货币体制）布雷顿森体系。因为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填补财政赤字和经常赤字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机制。

       记者：欧洲内部的步伐也不一致，问题出现哪里呢？

        施莱辛格：虽说是单一货币，但是参加国拥有主权。也就是说欧元圈有19国可能使财政赤字膨胀至资金周转困难的政府。

       被内定为德国联邦行长时，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曾表示“要进行货币整合必须先进行政治整合”。实际上99年货币欧元诞生时，别说是政治整合，连财政政策的统一都不能实现。

       记者：改善的方法是什么？

       施莱辛格：在参加国中，国际竞争力存在巨大差异。欧洲的央行之间有融通资金框架，南欧等国依赖借款，并不感觉“入不敷出”。要想整合货币，只有推进财政整合。

   记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柏林支局长 赤川省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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