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莫邦富：1月27日，有个网名叫徐小柚子的人在微博上发文说：“南方航空CZ380，我们是武汉人！今天东京时间925的飞机从名古屋到上海，我们无家可归！可是就是这么一群上海人，在登机前半小时，跟机场方反映不愿意跟我们同坐同一架飞机！这还是同胞吗！？9点14分，我们还没有登机，要崩溃了！”

 

      那天，有70多名上海乘客与16名武汉乘客预定搭乘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380航班从名古屋中部机场返回上海，起飞时间是早上9点25分。结果，他们在机场发生了一场冲突。当时，上海籍乘客发现武汉籍乘客量体温吃退烧药，由此担心会受到新型病毒肺炎的感染，拒绝与其同机。这场冲突整整持续了五小时，事情还闹到了日本警方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

 

      当天，我在微博上读到这条信息后，立即@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指出：“南方航空的处理方法也有问题。”同时对那位网名叫徐小柚子的武汉籍乘客提出我的看法：“建议去机场医院检查一下，拿到健康证明，这样可以说服其他乘客。如果偷偷服用退烧药，想混上飞机，那你就是居心险恶了。”

 

      名古屋中部机场检疫所响应上海籍乘客的要求，派出检疫班，对已登机的每一位武汉籍乘客检测了体温，果然发现一名发烧者，体温是37度。这位发烧者马上被带下客机。但是，也许是药物的作用，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发烧者的体温出现了下降。机场方面最终允许这位发烧乘客回到客机。飞机在延误了5个小时后，于日本时间下午2点30分飞离名古屋。

 

      下午4点，客机飞抵上海浦东机场，机场当局早以严阵以待，客机被停在远离候机楼的停机坪上，武汉籍乘客整机隔离。

 

      而拒绝登机的 70余名上海乘客则改签其他航班或第二天的航班，南航为此提供住宿与餐饮服务。此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当时，我虽然指出“南方航空的处理方法也有问题。”但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评述。

 

      不料，次日发生了类似事件，有关航司的对应很值得参考。

 

      1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由东京成田机场出发飞往大阪关西机场的捷星日本203航班拒绝了中国旅游团体的登机，因为中国旅行团中有人曾和在日本被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正在住院的中国人一起短暂活动过，还有人出现了发热症状。鉴于旅行团人员都没经过医生诊断，捷星日本当即通过旅游公司要求该旅行团不搭乘该次航班。

 

      对于捷星日本的这一做法，主管航空业务的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此举是为了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扩大，捷星日本已经基于运输条约作出了对应并上报，没有什么问题。”

 

      无独有偶，北京时间1月29日凌晨4点多，美国政府的撤侨包机Kalitta Air747-400F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飞行，于美西时间28日深夜抵达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国际机场，经过加油和疾控中心人员对乘客的再次身体健康检查后，飞机继续飞行。美西时间29日上午8时许，包机抵达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县的马奇空军基地。

 

      这架包机上乘坐的约240乘客是美国外交官、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其他美国人，其中9名是儿童。他们在武汉登上飞机前都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症状的筛查。

 

      这架包机原计划是在安大略国际机场降落的，后改为降落马奇空军基地就是考虑到了隔离的需求。

 

      安大略机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科特·海格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上飞机之前，乘客他们每一个都经过了严格检验，至今没有发现有人感染。飞行过程中，机上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定时检测，也没有发现有人发病。昨晚降落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机场，在那里，又对所有乘客实施了检查，依然没有任何病例发现。”

       在马奇空军基地下机后，撤回到美国的这些乘客还必须接受检查，并接受3天时间的隔离。科特·海格曼强调说：“联邦的主导意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哪怕一个病毒放出去，即使有的话。”

 

      对比日美2次航班的对应，可以看出他们对传染病等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态度更为严格。而我认为中国南方航空对应欠妥的理由也就在此。固然，面对这类突发性事件，包括南航在内的中国各家航司还欠缺经验，相信通过这次摩擦不论乘客还是航司，今后大家都会采取更成熟、更稳妥、更安全的对应措施。

 

莫邦富 简历

       上海出生。曾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曾在该校任教。198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读完硕士、博士课程。现在是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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