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比德国差在哪里？
2015/01/19
70年前二战结束之后不久，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和德国，现在似乎存在很大差距。
25年前东西德统一之后，西德因经济落后的东德的并入而陷入苦境，但是现在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却比日本多出约20%，财政收支也为黑字。
虽然受贸易对象国俄罗斯经济不振等影响再次面临着问题，但是德国仍有很多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
在东西德统一的前一年访问东德时，看到在马路上行驶的东德产汽车“卫星（Trabant）”排出滚滚黑烟、发生咕咚咕咚的噪音。与精致的西德汽车相差甚远。由此切实感到40年里不同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性能差。
加上东德的1600万人，德国统一后共有7900万人口。虽然东西德统一是民族的夙愿，但是西德方面也有不满的声音。西德马克等价兑换东德马克，而实际上东德马克的价值仅为西德马克的10%。德意志联邦政府力压时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赫尔（前段时间去世）的反对，投入了约300万亿日元用于东德的复兴。经济低迷、财政恶化是必然的。
即便如此企业还是开始采取行动应对变化。
1996年，朱尔根•施伦普(JurgenE.Schrempp)来到旗下拥有“梅赛德斯奔驰”的戴姆勒。施伦普用他那带有很重口音的英语呼吁“重视股东”和“自主变革”。奔驰见习生出身的施伦普成长为欧洲最大企业的CEO体现出股东和经营层的意识发生了变化。
2年后，该公司与美国克莱斯勒合并，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改革的尝试之后仍在继续。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以及93年欧盟（EU）的成立，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化。因此，德国企业开始致力于摸索改革之路，例如德国化学巨头赫斯特(Hoechst)与法国企业合并等。这是很大的进步。在日本，日立制作所启动根本性改革是在约10年前。
但是，在工会实力强大的德国，包括社会保险负担在内，高昂的人工费和解雇限制阻碍了改革。
在此背景下，2003年时任总理格哈特·施罗德 (Gerhard Schroder)着手实施结构改革。虽然施罗德属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但是其推出的净是对劳动者不利的政策。施罗德缩短失业保险的给付时间、要求患者承担健康保险费，并控制了养老金给付额的增加。
此外还放宽了拥有不到10位员工的小企业的解雇限制。由于社会保险负担减轻，解雇也变得容易，企业扩大了招聘规模。失业率从05年夏季的11%左右下降至5%左右。得益于税收增加和社会保障改革，财政收支也出现改善。
施罗德政权还取消了股票出售收益的法人税。这样一来企业易于实施并购和重组，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日本方面，同一时期小泉纯一郎政权开始讨论劳动力流动化对策等改革。日本的国际基督大学客座教授八代尚宏指出“日德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一直在切实推行改革，而日本仅仅喊了改革口号就不了了之”。
因推行严厉的改革而遭到厌恶的施罗德在选举中败给了右派的默克尔。但是正是受劳动者支持的左派政权才能够推行上述一系列改革。与之相对，日本的民主党政权则无意实施不受工会等欢迎的改革。
默克尔政权继承了前任者的路线。默克尔增加了相当于日本的消费税的附加值税，减少了法人税。其目的是改善财政状况和强化企业的竞争力。
虽然在施罗德政权之前，德国的改革停滞不前，但是企业和政治家却在没有大幅拖延的情况下解决了困难的课题。重视“竞争”和“市场机能”的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基于凯尔斯主义贯彻总需求管理、推迟改革的日本与德国的不同之处。
德国和澳大利亚是重视市场机能的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新自由主义诞生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出现抬头的1930年代，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德国的新自由主义重视与竞争秩序和社会福祉有关的国家作用，不过本质上信任自由竞争。通过德国的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等人对德国战后的政策产生了影响的该思想至今仍被继承使用。
富士通综研的高级主任研究院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表示“一般人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效果。相比之下，促进企业开展全球化业务的灵活的政策更受欢迎。例如减少法人税等”。
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政权的提出“地方振兴”和减少法人税无疑有助于激活经济。不过，对于制定新的解雇规则等劳动力流动化对策则缺乏热情。此外政府对企业的干涉进一步增多，例如要求企业加薪等。
在难以达成财政赤字削减目标的情况下，日本再次在补正预算案中加入了经济刺激政策。如今日本仍在推行凯恩斯政策。
关于财政健全化的社会保障改革方面，除了控制公共养老金给付额的涨幅外，日本再次推迟实施给根本性改革。厚生劳动省汇总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面也以确保财源为主要目标，控制医疗费成为其次目标。
勤奋、技术实力卓越和善于忍耐被视为日本与德国的相似之处。但是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不同使两国经济状况相去甚远。由此可见领导人肩负的责任之重。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专栏作者 平田育夫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
25年前东西德统一之后，西德因经济落后的东德的并入而陷入苦境，但是现在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却比日本多出约20%，财政收支也为黑字。
 |
在东西德统一的前一年访问东德时，看到在马路上行驶的东德产汽车“卫星（Trabant）”排出滚滚黑烟、发生咕咚咕咚的噪音。与精致的西德汽车相差甚远。由此切实感到40年里不同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性能差。
加上东德的1600万人，德国统一后共有7900万人口。虽然东西德统一是民族的夙愿，但是西德方面也有不满的声音。西德马克等价兑换东德马克，而实际上东德马克的价值仅为西德马克的10%。德意志联邦政府力压时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赫尔（前段时间去世）的反对，投入了约300万亿日元用于东德的复兴。经济低迷、财政恶化是必然的。
即便如此企业还是开始采取行动应对变化。
1996年，朱尔根•施伦普(JurgenE.Schrempp)来到旗下拥有“梅赛德斯奔驰”的戴姆勒。施伦普用他那带有很重口音的英语呼吁“重视股东”和“自主变革”。奔驰见习生出身的施伦普成长为欧洲最大企业的CEO体现出股东和经营层的意识发生了变化。
2年后，该公司与美国克莱斯勒合并，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改革的尝试之后仍在继续。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以及93年欧盟（EU）的成立，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化。因此，德国企业开始致力于摸索改革之路，例如德国化学巨头赫斯特(Hoechst)与法国企业合并等。这是很大的进步。在日本，日立制作所启动根本性改革是在约10年前。
但是，在工会实力强大的德国，包括社会保险负担在内，高昂的人工费和解雇限制阻碍了改革。
在此背景下，2003年时任总理格哈特·施罗德 (Gerhard Schroder)着手实施结构改革。虽然施罗德属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但是其推出的净是对劳动者不利的政策。施罗德缩短失业保险的给付时间、要求患者承担健康保险费，并控制了养老金给付额的增加。
此外还放宽了拥有不到10位员工的小企业的解雇限制。由于社会保险负担减轻，解雇也变得容易，企业扩大了招聘规模。失业率从05年夏季的11%左右下降至5%左右。得益于税收增加和社会保障改革，财政收支也出现改善。
施罗德政权还取消了股票出售收益的法人税。这样一来企业易于实施并购和重组，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日本方面，同一时期小泉纯一郎政权开始讨论劳动力流动化对策等改革。日本的国际基督大学客座教授八代尚宏指出“日德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一直在切实推行改革，而日本仅仅喊了改革口号就不了了之”。
因推行严厉的改革而遭到厌恶的施罗德在选举中败给了右派的默克尔。但是正是受劳动者支持的左派政权才能够推行上述一系列改革。与之相对，日本的民主党政权则无意实施不受工会等欢迎的改革。
默克尔政权继承了前任者的路线。默克尔增加了相当于日本的消费税的附加值税，减少了法人税。其目的是改善财政状况和强化企业的竞争力。
虽然在施罗德政权之前，德国的改革停滞不前，但是企业和政治家却在没有大幅拖延的情况下解决了困难的课题。重视“竞争”和“市场机能”的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基于凯尔斯主义贯彻总需求管理、推迟改革的日本与德国的不同之处。
德国和澳大利亚是重视市场机能的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新自由主义诞生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出现抬头的1930年代，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德国的新自由主义重视与竞争秩序和社会福祉有关的国家作用，不过本质上信任自由竞争。通过德国的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等人对德国战后的政策产生了影响的该思想至今仍被继承使用。
富士通综研的高级主任研究院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表示“一般人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效果。相比之下，促进企业开展全球化业务的灵活的政策更受欢迎。例如减少法人税等”。
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政权的提出“地方振兴”和减少法人税无疑有助于激活经济。不过，对于制定新的解雇规则等劳动力流动化对策则缺乏热情。此外政府对企业的干涉进一步增多，例如要求企业加薪等。
在难以达成财政赤字削减目标的情况下，日本再次在补正预算案中加入了经济刺激政策。如今日本仍在推行凯恩斯政策。
关于财政健全化的社会保障改革方面，除了控制公共养老金给付额的涨幅外，日本再次推迟实施给根本性改革。厚生劳动省汇总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面也以确保财源为主要目标，控制医疗费成为其次目标。
勤奋、技术实力卓越和善于忍耐被视为日本与德国的相似之处。但是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不同使两国经济状况相去甚远。由此可见领导人肩负的责任之重。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专栏作者 平田育夫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