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日本多次实施的外出限制是行政请求配合的“请求型”。这比强制封城的其他国家有所克制，但也正因此，相关补偿的处理变得模糊不清。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的权限也没有理顺，引起了对立。日本行政流程不畅的情况没有解决，始终是临阵磨枪式的应对。

 

       5月8日，日本将新冠在传染病法上的定位调为“5类”，2020年1月成立的政府对策本部撤销。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上的“紧急”状态终结。

 

       “金融机构也希望推动”，2021年7月，时任经济财政再生相西村康稔提到要向在紧急事态宣言下也继续提供酒类的餐饮店施加“压力”。虽然受到批判而取消，但这表现出了请求配合的危险之处。

 

       也有声音对日本防疫对策予以好评

 

       日本的防疫对策以基于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而请求和命令行动限制为根本。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都道府县要求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和不要提供酒类。其依据是特别措施法第24条9项的规定，即知事可以“请求进行必要合作”。

 

       中国曾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欧美也纷纷出台除购物和就医等以外禁止外出的措施，对违反者进行罚款，在法国如果多次违反还有可能被监禁。

 

       日本没有针对个人的处罚规定。通过2021年修改法律，对不响应缩短营业时间的商户处以最高罚款30万日元的行政处罚，但没有刑事处罚。美欧也会实施约合100万日元以上的罚款和撤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在日本第4波疫情时，自治体工作人员在闹市区呼吁减少外出（2021年4月，新宿歌舞伎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1年10月就任后回答代表提问时说：“像欧美各国那样处以高额罚款的严格封城不适合日本”。

 

       日本同时存在对不过度限制个人权利而进行防疫的好评和对行政责任模糊不清的批评。还有观点指出，“请求”的范围容易扩大，并且依赖社会的一致性压力。

 

       在对营业受限的商户和个人的支援方面，日本政府避开了“补偿”一词。日本财务省干部曾强调：“这是抚慰金的性质”。因为并不是政府强制的。

 

       日本给餐饮店发放了协力金，还给个人发了补助金。这容易变成方便行政方的一律发放。商家最初纷纷表示不满：“无法接受不管店铺大小都发放相同金额的措施”，后来引进了匹配不同商家规模的补助制度。

 

       需要建立体制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的权限也复杂交织，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也很明显。日本政府有权限发布宣言，都道府县有权限请求停业。也有都道府县迫使政府发布宣言的情况。

 

       在日本，医疗提供体制的建立由都道府县负责，保健所由市和特别区负责。在疫情初期，无法直接作出指示的日本政府在意见沟通上花费了时间，对策滞后。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相互产生了不满。在2020年7月的第2波疫情中，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演讲中指出，东京感染者多是“东京问题”。东京知事小池百合子反驳说：“不如说是政府的问题”。在刺激旅游需求的政策“Go To Travel”的运用方面，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也有意见分歧。

 

 

       日本本届国会通过了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强化了感染扩大时首相的权限。从设置对策本部时就可以行使对各省厅和都道府县的指示权，而原来仅限于宣言和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期间。这有助于进行迅速的应对。

 

       按照修正案，日本首相的职责原则上是与各省厅和地方政府综合协调。指示权成为不能顺利进行协调时的法宝。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指挥命令系统。在尊重地方自治的同时应对危机的格局没有变。

 

       新冠疫情这3年，日本政府、地方自治体及相关机构的信息共享和意见沟通逐渐改善。不过也主要依赖首长和负责人等的人为联系。再次面临未知传染病时能否发挥作用？日本正在为应对下次危机而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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