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苗开发方面，日本不仅落后于美英中俄，还被越南和印度超过。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甚至亲自与美国大型药企辉瑞的高层交涉，以确保所需的疫苗。如果去挖掘日本“疫苗战败”的背后，会发现难以消除国民对副作用问题的不信任、受日本政府不作为影响的“空白的30年”。

 

日本为医护人员接种辉瑞疫苗（2月，东京都目黒区）

 

       在全球加强争夺疫苗的背景下，日本国产新冠疫苗无一获得批准。然而，在日本厚生劳动省主管药品业务的负责人却振振有词地表示，“（日本）没有出现美国和欧洲那种程度的疫情暴发。有什么不妥呢？”这名负责人还称“在海外经过一定程度的使用之后再引入日本，更能确认安全性和有效性”。

 

       日本政府曾因副作用问题而被要求赔偿

  

       截至1980年代，日本针对水痘、日本脑炎和百日咳等疾病的疫苗技术水平很高，还向美国等提供技术。而新疫苗和技术开发衰退至基本停滞的境地，是在1992年东京高等法院在预防接种的副作用诉讼中作出要求国家给予赔偿的判决之后。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为被害者救济广泛开辟道路的划时代判决”，日本政府放弃了上诉。1994年日本修订《预防接种法》，疫苗接种成为“努力义务”，但由于监护人担忧副作用等，接种率眼见着下降。

 

       此外，药害艾滋事件（注：80年代日本约1800名血友病患者因使用一种血液凝固因子制剂而感染艾滋）也投下阴影。围绕与疫苗同样属于“生物制剂”的血液制剂问题，事件发生时的日本厚生省生物制剂课长于1996年被捕，并被判处业务过失致死罪。追究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厚生省内部被当作不作为的借口，前职员表示“只要发生问题，我们就得当替罪羊，政治家不会承担责任”。

 

       目前，日本国内批准欧美开发的疫苗的时间要推迟数年至10年以上的“疫苗差距”已成为常态。日本已经开始为老年人接种的辉瑞疫苗是由厚生劳动相进行特例批准的，但这一手续仅适用于海外疫苗。

 

       在日本疫苗停下脚步的时间里，美国以2001年炭疽事件为契机，升级了应对公众卫生危机的措施。在紧急情况下，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成为核心，相关部门成为一体，与制药企业和研究机构展开合作。疫苗开发资金的支援、临床试验和紧急使用许可等政策的齿轮能迅速转动起来。

 

 

       全球疫苗市场的增长率接近每年7％。每当遭到致死率较高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出血热等袭击，都会出现新疫苗。因新冠而受到关注的“mRNA”基因技术也是跨越20年时间才推进到应用于疫苗的研究。

  

       如果没有大规模感染，就没有疫苗需求，仅靠民营企业难以开发。但日本缺乏开发支援、收购和储备疫苗的氛围。日本北里大学的特任教授中山哲夫表示，“发生疫苗差距是因为存在政策差距”，感叹于日本政策的停滞。

 

 

       借助新技术挑战流感疫苗的日本生物企业UMN Pharma的挫折成为话题。该公司投入了逾100亿日元来建设工厂，但许可申请在2017年以相较于现有疫苗“缺乏临床意义”的理由被驳回。

 

       生物企业遭遇挫折，研究人员流向海外

 

       UMN陷入资不抵债的局面，经历曲折之后并入盐野义制药旗下。由于是已经在美国获批的疫苗，医药品行业“或许仅仅是不希望引进新疫苗”（日本国内的制药企业），不信任感加强。

 

       日本的研究人员和技术正在流向海外。一位病毒学家指出，“日本限制很多，而支援体制却很薄弱”。日本国内只有2处能处理危险病毒的实验设施，其中之一受到周边居民的反对，直到最近都没有投入运行。

 

       跨越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和文部科学省等部门的限制非常复杂，转基因实验受到防止影响生态系统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限制。在欧洲，药品不属于适用对象，而美国则并未批准加入该议定书。

 

       日本制药企业选择绕开本国市场。武田药品工业正在开发的登革热疫苗、田边三菱制药的源自烟草的疫苗也未敲定在日本国内申请批准的计划。

 

       日本政府为应对新冠而紧急设置了疫苗担当大臣，但即使AnGes和盐野义等正在开发的国产疫苗获批，估计也是在2022年以后。日本丧失了国家危机管理这一根本，随波逐流的30年付出了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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