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田裕之：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自1969年第一次颁奖以来，这已经是第50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获奖的学者和没有获奖的学者的差异在哪里呢？本文以对于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同时也是此次获奖的保罗·罗默的专业“经济增长理论”为例，探索了获奖的条件。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截至2017年累计达到79人。按国籍来看，美国为53人，占到近7成，明显超过其他国家。原因显而易见，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的中心地从欧洲转移至美国。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力明显领先。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取得研究业绩后在美国的大学获得职位，是研究经济学的很多人的目标。总之，美国国籍的经济学者更为有利。实际上，从获奖者的出生地来看，44人为美国，按国籍来看则达到53人，这显示出移居美国后取得美国国籍的研究者很多。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主流派经济学的根基处，存在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信赖。在东西方冷战持续的时代，倡导“资本主义社会不久崩溃，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经济学保持一定势头，在二战后的日本，由信赖市场的“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阵营垄断讲座的大学很多。在对抗东方的意义上，倡导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投去怀疑目光的学说和理论的学者一直被排除在评选范围之外。

 

      作为例子，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1903～83）的名字经常被提到。他为垄断竞争的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虽然多次成为候选人，但最终未能获奖，这是因为他曾严厉批评主流派经济学。“如果琼·罗宾逊获奖，或将进一步谴责属于主流派的新古典派经济学。本来就存在拒绝接受的风险”，此前的评选委员会成员这样表示。

  

　   在当时的英国，除了琼·罗宾逊以外，还有其他优秀的学者。其中之一是牛津大学的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1900～1978）。罗伊·哈罗德完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动态化”，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但仍未能获奖。根据被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保持充分就业、稳定维持经济增长的“均衡增长率”是由储蓄率和资本系数（资本的生产效率）决定的。这个简洁的模型显示出，如果增加储蓄，并将资本高效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率将提高。不过，要实现均衡增长，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力的增加率需要保持一致，显示出一旦偏离均衡增长、失业率就将上升、或通货膨胀率提高这一极为不稳定的状态。

 

　   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依田高典分析称，“罗伊·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正像被讽刺为‘哈罗德的刀’那样，可以解释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提出疑问，这或许是被一部分自由主义阵营敬而远之的原因”。

 

　   与罗伊·哈罗德形成对照，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泰斗、1987年顺利获奖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名誉教授罗伯特·索洛。他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作为草案，提出了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这3个变数构成的经济增长模型。设计出计算3个要素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的公式，证明了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最高的是新技术。罗伯特·索洛的理论作为显示出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道路的“新古典派增长模型”不断普及。

  

      对于评审委员会来说，索洛应该是“能够放心授予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但是索洛本人心中却感到矛盾。索洛原本是关心失业和经济减速的凯恩斯经济学者，其担心自己建立的经济模型将作为背离凯恩斯经济学世界的理论陷入独立。

  

      索洛在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上表示，“聚焦技术伴随着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我对有效需求问题的注意远远不够。均衡增长的理论十分需要有关背离均衡增长路线的理论。如何整合长期和短期的宏观经济学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除了索洛外，还有一位在经济增长理论领域取得巨大成绩却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就是活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宇泽弘文（1928～2014年）。他将消费和投资两个部门加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解明了新古典派经济学框架中的经济增长机制。较索洛1个部门的模型相比更具有通用性。虽然在学术界获得了很高评价，不过与罗宾逊关系亲近的宇泽1968年回国后，频频作出被视为反市场主义的言行，这似乎令评审委员会感到警惕。

    

宇泽弘文

      冷战结束后，新古典派经济学愈发占据优势，新古典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至今仍席卷经济学界。将最适当决定个人和企业储蓄及投资的行动应用于整体经济的“最适当增长理论”、考察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后，经济如何波动，企业活动如何变化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建立该模型的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由保罗·罗默(Paul M.Romer)设计、将技术进步加入模型的“内生增长理论”等理论相继诞生。

      

      主流派经济学能够安然处之吗？从冷战结束至今已近30年。2008年的雷曼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混乱，贫富差距扩大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扭曲现象突出，肯定全球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遭到越来越强的批评。走上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政权与经济学界的分歧也出现扩大，但是主流派的姿态似乎并未发生改变。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如果能够对于市场的失败提出新的、富有想象力的证明，在学术界的评价将提高，不过经济学家面对舆论，将团结一致拥护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最近在学术界，显示如何令陷入功能不全的市场发挥作用的理论得到很高评价。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对象来看，2000年之后将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机制设计、搜索理论等市场的极限、多样性和个人的非合理性纳入视野的新领域出现增加，但是对于市场的功能和作用的信赖却并未发生动摇。

   

      日本首都大学东京的脇田成教授主张，“要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能遵从美国标准，不过对于日本的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分析日本经济。可以说日本就像是夹在美国和欧洲两栋大厦之间的拉面店，在美国标准出现各种破绽的背景下，更迫切需要符合日本自身情况的理论和学说”。如今期待日本学者发挥独创性，创造新的世界标准，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许还过于乐观。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 前田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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