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目前日本的新冠疫情出现大幅度反弹的趋势，已有人说是第二波已经来临，东京从7月9日开始连续4天超过200人，7月16日，感染者达286人，刷新以往纪录， 17日293人、18日290人，从日本全国来看，7月15日，日本共检测出454名新增感染者，是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以来最多的一天，16日，更有623名新增感染者，再次更新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以来新高，为新冠在日本流行以来单日第三多，18日更达662人。

   

带着口罩穿梭于东京原宿的行人（7月11日，东京都涩谷区）

                 

　　在4月16日全国实行紧急事态宣言以后，感染人数在急遽下降，在6月7日至13日一周里，超过政府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标准之一，也就每周平均每天10万人口中新增感染者为0.5人的，只有东京都、北海道、岐阜县，另有33县一周清零；现在疫情已在全国不断展开，除一都三县是重灾区外，在7月11日到17日的一周里，清零县只剩6个县。

 

　　由此可见，解除紧急事态时间稍过，疫情立刻反弹，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也渐渐失去再次实行事态宣言，向停业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补助的财政体力，这说明安倍政权所称赞的“日本式的抗疫”模式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怪圈，没有找到真正的出口的战略，那么怎样才能找过防疫和经济活动重开兼顾的模式呢？我觉得以中国为首的一些抗疫和复工都比较成功的国家采取的“健康码”制度及类似的制度很值得日本借鉴。

 

　　“健康码”首先是冠状病毒病中国大陆疫情期间，所启用的一种二维码的应用程式，作为个人进入各种公共场所的电子通行证使用。该二维码除包含必要的个人基本信息外，还利用大数据和相关部门的权威数据相连，在经过实名认证后，可以查看本人是否为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是否为与新冠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是否为近14天入境人员、核酸和抗体检测结果及旅游史等，这些数据经与后台比对和综合判断后形成“风险提示”，赋码规则也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和变化及时调整。此二维码分红、黄、绿三种颜色，一般来说，绿码，在各种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上等可以亮码通行；黄码，要实施7天内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健康打卡超过7天都呈现正常后，可以转为绿码；红码，实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此期间经过连续申报健康打卡，合格后转为绿码。因此，只有获得“绿码”才能相对自由地出行和进入各种公共场所。

　　　　　　　

顾客正在用APP扫健康码进入商场（4月，中国大连）

 　　　　　　　　　　　

　　中国大陆先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全国多地相继推出了本地的健康码 ，一些大中城市等启用基于支付宝平台的“健康码”，腾讯平台的防疫健康码也覆盖相当广阔的市县，目前，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健康码”信息已实现互通互认。

 　　　　　　　

　　韩国的防疫模式曾在全球广受赞扬，韩国也是像日本一样，在未封城、未全面封锁经济的情况下，以最为有效的方式迅速控制了感染扩大。韩国政府建立了防疫网站，利用与医疗保险、护照、银行卡、信用卡等联动的居民身份号码的大数据，汇集智能手机定位数据，进行疑似病例和全体与感染相关人员的彻底追踪，并将确诊病例的位置标示在地图上提供人们防范，但是在5月1日深夜，首尔一名男性感染者先后前往梨泰院多家夜店，导致群聚性感染。截至5月30日，与梨泰院相关的确诊病例升至269例。

 　　　　　　　　　　　  

   

　　鉴于此事例，韩国政府5月24日公布了一项计划，要求俱乐部和酒吧等高风险娱乐场所，从6月起通过二维码登记到店客户信息，为的是一旦感染发生，便于追踪潜在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和密切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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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建立了“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利用手机定位等掌握新冠肺炎居家隔离者的位置，如居家隔离者擅自离开，其所在位置、被监控手机号码的实时定位会出现在防疫部门及授权平台上，系统会自动发送警告简讯告知当事人、民政和警政部门。

  

　　当然采取“健康码”制度等会带来如何保护保护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而据新华社6月8日报道： 《个人健康信息码》国家标准充分考虑了个人隐私和敏感信息的保护，对个人健康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利用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规范。“健康码”数据由相关部门掌握，并严格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工作，防范“数据泄露”，禁止第三方平台留存用户数据。

 　　　　　

　　韩联社5月24日报道称，与手写相比，二维码系统或许能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因为在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提取信息之前，该信息将始终以加密的形式存储着。此外，通过二维码寄存器收集的私人数据将在四个星期后自动删除。

 　　　　　　　　　　

　　而日本具有健全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相信完全可以通过在征得国民认可的前提下，建立兼顾防疫和保护个人隐私的日本式的“健康码”制度。

 　　　　　　　　　　　

　　在中国，“健康码”被广泛地运用到抗疫、复工、复学和追踪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对兼顾抗疫和复工复学及恢复商业设施的营业还是有相当大的效果的，7月16日，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GDP）增长3.2%，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世界卫生组织截止到7月18日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1330多万，美国新冠感染病例超过360万，占世界之首，美国、印度、巴西三个国家都已经超百万，能够成功遏制新冠流行，已是一个国家是否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能、经济活动和保护国民健康与生命的首要问题，日本现在还没有找到遏制新冠和兼顾经济活动的出口战略，除了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宣言，减少人与人的接触，停止营业、外出的自我约束以外几乎别无他术，一旦结束了紧急事态宣言就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而等待疫苗的诞生也是一种非常不切实的想法。日本诺贝尔奖获奖者、免疫科学家本庶佑在2020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发表题为《到东京奥运 “疫苗”做不出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就是制成了疫苗，也可能有和开发疫苗时不同遗传子的病毒蔓延，这样就十分有可能仅对一部分病毒有效。”（96页）

 　　　　　　　　　　　　

　　因此，充分发挥日本在新型冠状病毒抗体研究、检疫研究及理论疫学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借鉴中国等在短时间能够进行多人数的核酸检验的方法，建立适合日本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日本式“健康码”制度，可能是解决抗疫与恢复经济活动的唯一的方法。笔者认为：这里不应该存在歧视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感染者会在一周或两周内康复和转阴，只要建立起科学的“健康码”更新制度，“健康码”制度不会成为长时间对特定的个人进行隔离和禁止进入公共场所的措施，相反是人人都平等的--得病和有风险时为红码或黄码，康复和消除风险时就会转为绿码，这是在保障广阔的公共卫生的前提下对个人的一时性限制，而由首相安倍晋三、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和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在3月26日签署公布的，3月27日施行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作为指定感染症而对所定一部分政令修改的政令》中，作于新冠病毒感染症的预防措施，都道府县可以限制被污染的或怀疑被污染的生活用水的使用；都道府县可以限制被污染的或怀疑被污染的建筑物采取相关措施（限制进入建筑物）；都道府县可以对被污染的或怀疑被污染的交通进行限制或切断；国家公布感染症发生及实施措施等信息；都道府县为防止感染可提出给予合作的要求（对有足以怀疑其身患感染症的正当的理由的人要求提出健康状况的报告、对外出进行自我约束）；都道府要进行经过报告。

   

     　　　　　　　　

　　因此日本式的“健康码”制度，可以结合日本的现行法律（或修改政令等）和独特的先进的技术加以创建，如日本盐野义制药株式会社6月22日宣布，为使新研制成功的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诊断手法投入实用，已与日本大学、群马大学、东京医科大学3所大学就签订专利合同达成协议，以6月量产检测试剂盒为目标推进此项计划。这项称“SATIC法”的方法可以从唾液里采样，从采样开始到得出结果约在25分钟内可以完成，没有伪阳性等特异反应，和现在日本使用的聚酶核键（PCR）检验法有同等的精确度，这种日本独特的技术都可以用在日本式的“健康码”制度的建立之中。

 　　　　　　　　　　

　　日本式的“健康码”制度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防疫和经济活动的安全性和安心，如现在东京一些伴有接待行为的饮食业新冠阳性者多发，但是只对从业人员进行PCR检查，客人方面的健康状况无从把握，其实是不可能有效地预防感染的蔓延的，如果实施了“健康码”制度，就会使防止感染蔓延更加完备和全面，经过完善的设计，也可以通过健康码制度实现对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的精准的追踪，大大减少来路不明的感染者的数量。

 　　　　　　　

　　建立日本式“健康码”制度，一定要在感染还不太严重的时期早期实行，如果发展到美国那种程度，由于感染人数过多，就难以实行，因此当机立断，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健康码”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建立“健康码”制度后，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健康码”，使“健康码”在技术上更加精准、便利、完善，为日本重启国门提供一条捷径。

 　　　　　　　　　　　　　

　　日本时间5月25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宣布在日本全国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在记者会上，安倍指出：“3月以后，在欧美发生了爆发式的感染扩大，世界上现在仍然每天会有超过10万人的新增感染者确诊，还有采取持续2个月以上封城等强制措施的国家，而我国即使进行紧急事态宣言，也无法实施伴随罚则的强制的外出限制等，尽管如此，这种只有日本才有的独特的做法，仅仅用了1个半月，就使新冠流行大体收束。这充分体现了‘日本模式’的力量。”

 　　　　　　　　　

　　但是所谓的“日本模式”，没有解决在实行紧急事态以后，再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后，再出现“第二波”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实行紧急事态的时候，也没有制定出紧急事态结束后相应的措施与体制。《47NEWS》7月17日在网络上刊登题为《亚洲的新冠对应 哪个国家、地区好？日资企业的驻在员 对台湾和越南做出很高评价 印度尼西亚“粗糙” 》的文章，文中对台湾、越南、中国大陆和韩国的对应都做出了高度评价，而其中中国大陆和韩国都有迅速治理“第二波”的成功的经验和体制，为了避免美国式的大量感染的悲剧，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建立相应的体制，已是刻不容缓。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张石 简历：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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