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7日傍晚，在日本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基于防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修改后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新冠特措法），东京、神奈川、埼玉等7个都府县进入紧急事态。4月16日，安倍晋三又宣布将实行紧急事态的范围从7都府县扩大到日本全域，即日本全国进入紧急事态，到5月6日为止，而在5月1日，安倍首相在首相官邸向记者们表示：在专家们建议的基础上，全国紧急事态宣言大致按照延长一个月的方向进行调整。

 　　

　　　安倍在4月16日指出：为了使紧急事态能在5月6日为止的剩余时间内结束，无论如何必须实现削减最低7成、尽最大努力减少8成的人与人接触。

 　　

　　据说这一目标是按照厚生劳动省集体感染对策班的有识者的建议试算出来的，对策班的北海道大学教授西浦博主张，每个人接触的人数，如果从10人减少到2人，就能抑制新增冠状病毒的感染者，这样在一个月以后就能见到效果。

 　　

 

　　据说这是按照叫做“数理模式”的方法推算出来的，据到目前为止的调查，目前一名感染者平均传染2.5个人，如果把一名感染者所传染的人数抑制在1个人，一个月以后就会防止感染的急速扩大。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日本要求夜总会、酒吧、健身房等娱乐设施暂停营业，呼吁个人不要因不紧要的事情出门，采取减少出勤人数，错峰上班等措施，在黄金周连休期间，要求大家宅在家里，尽量不要旅游和返乡。

 　

　　这些措施使一些饮食业、娱乐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企业受到很大打击，东京商工调查公司（TOKYO SHOKO RESEARCH, LTD. ）4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难以经营下去的企业已达100家（其中倒产70家，交给律师处理及做相关准备的30家），而据拥有日本全国约4000家餐饮店数据，提供餐饮店预约服务的TableCheck公司的统计：4月单个店铺的顾客来店预约件数较上年同期减少86.2%，史上未见，各地的旅游胜地游客稀少，日本社会处于“半停摆”状态。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紧急事态不能永远地继续下去，那么，实行紧急状态后，暂时新增感染者人数下降了，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4月22日举行记者会。专家会议的一员西浦博教授指出：“像现在这样，感染者人数增加，在紧急事态宣言下不得不对行动进行显著限制，是希望以数个月为单位解决问题。”“如果回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感染者数再次转为增加，这样就必须考虑不得不反复限制行动。”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实行紧急事态宣言，是一种没有出口的同义反复呢？按照日本和世界现在所呈现的感染趋势，一旦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回到以往的社会生活中去，新增感染者必然会再次增加，那就要再次实行紧急事态宣言，如此周而复始，不是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吗？也就是他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他要永无止境地再推上去，然后石头再滚下来，周而复始，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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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北海道曾发生集体感染，截至2月28日，北海道确诊约66人感染，其中2人死亡。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于2月28日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并要求取消大型活动、学校停课、市民对于外出自我约束等，而在紧急事态宣布前和宣布后相比较，感染者再生产数（1人的感染者所传染人数的平均值)，从0.9减少为0.7，于是铃木知事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到3月19日为止结束，但是截至4月12日，北海道新增病例又连续5日达到两位数，再次出现爆发式感染的趋势，北海道与札幌市政府不得不发布紧急共同宣言，时隔不到一个月后再次进入紧急事态宣言状态。

 　

　　4月18日起，北海道新增病例每天以两位数增长，到5月1日为止已经达到790人，多家医院出现集体感染，医疗系统濒临崩溃，铃木直道知事4月30日在记者会上指出：需要相当于封城的行动的自我约束。

 　

　　这个事例表明实行紧急事态宣言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战略，往往会周而复始地同义反复，而实行紧急事态之后的出口战略是什么呢？不可能是集团免疫和苦等疫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总结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状况的分析和提案》（2020年5月1日）中也指出：“不应该采取以感染扩大为前提的集团免疫的获得和指望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疫苗开发的战略。”

 　

　　但是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是有出口战略的，比如说韩国在2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一时成了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当地时间2月27日，韩国的累计感染病例已经达到1766例，13人死亡，并一度使单日增幅病例超过当时的中国，而当时日本总确诊感染者为872例，其中钻石公主号上的病例占据大部分，有705人，日本国内发现的感染者仅167例。

　 

　　而韩国和日本一样，并未像中国内地及欧美那样实施封城或完全禁止外出等，而首先展开了对信息的全面公开，保持疫情发展的高度的透明性。韩国国会早在2015年底，就通过了《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以促进未来在传染病疫情防控方面的信息公开等。该法案要求一旦出现传染病疫情，政府发布较高级别警报时，政府有权调阅感染者或疑似患者的证件等身份信息、病历等，并应迅速公开感染者的活动路径、所利用的交通方式及就诊医疗机构等。韩国还利用与医疗保险、护照、银行卡、信用卡等联动的居民身份号码的大数据等，汇集智能手机定位数据，在保护隐私权和匿名的前提下，进行疑似病例和全体与感染相关人员的彻底追踪，民间也利用公开的情报，开发智能手机的APP，在网络地图上表示出每个感染者的移动路线，其他人到了感染者所到过的地方手机就会响起警告音，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KCDC）专家小组还开发了一种算法，可以寻找病原体的来源。

 　

　　其次是全面进行新冠病毒检查，官民合作，扩大PCR检查的范围，对所有疑似感染者全面筛检，如韩国在2月初承认了对民间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套装的紧急使用，全国约有570个机关进行PCR检查，除了政府指定的保健所和检查公司外，还包括110家民间医院。民间每天进行PCR检查的件数高达2万件到2万5000件，远远超出政府机关--感染症分析中心的2千件左右。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说明，目前，韩国的PCR检查已经超过95万件，同时他们通过检测来指导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而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截止到5月1日的统计，日本PCR检查为17万4150人。

 　

　　这些方法使韩国的疫情得以控制，韩国到5月1日为止，已经连续4天保持个位数以下，而4月30日的国内感染者为零。

 　

　　与中国大陆相连的香港也和日本一样，并未像中国内地及欧美那样实施封城或完全禁止外出，但从4月12日起新增感染病例已连续多天保持个位数，甚至实现了零增长。745万人口的香港，PCR检测数截至3月底已达每100万人，人均检测率占世界之首。

 　

　　而日本现在的疫情在世界上不能算很严重，到本稿截稿的5月3日为止，感染者累计为4位数的只有东京都、大阪府和神奈川县，三位数的有15个府道县，两位数的有26个县，各位数的两个县，没有感染者的为1个县，多数地区没有超过两位数或没有感染者。

 　　

　　因此日本首先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对跨县境的流动人员进行PCR检查或实行隔离14天的措施，让感染者多的地区的感染者不断减少，让感染少的地区的感染者更少甚至为零。

 　

　　再一个就是日本现在虽然设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专家会议，但是从2月14日厚生劳动省公布的资料看，成员除了一名法律界的人士外，都是医疗界成员，他们可以高屋建瓴从医学角度提出防止感染扩大、治疗等方面的建议，但是日本缺乏一个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防止感染扩大的“实战部队”，应该参考和认真借鉴韩国、香港、中国大陆的经验，建立政府、IT企业、通讯企业、义工组织甚至包括町内会等居民组织相结合的从到下的“实战部队”，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 像韩国等那样，和民间的IT企业、电讯企业等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大数据、IT技术和卫星定位技术等追踪感染源及密切接触者，如果在紧急事态实行后感染者数大量减少，首先实行的不应该是忙于回到以往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去，而是对剩下的感染者的感染途径进行最彻底的追踪，因为感染者人数越少，追踪起来越容易。

 　

　　再一个就是进行大面积PRC检查，做到应检尽检。日本现在有一些民间企业已开发出先进的PCR检查方法，如日本岛津制作所4月10日发布消息称，将于4月20日开始发售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套装，约1个小时即可判断出样本是否存在病毒，而现在日本PCR检查的手续过于复杂，民间的参入也远远不如韩国，还是要求有症状的人向归国者与接触者咨询中心打电话，中心如果认为这个人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会给他介绍相应的医疗机构，在相应的医疗机构的医生诊察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进行PCR检查。自己觉得有症状，直接去医院门诊是不能接受PCR检查的，民间参入的程度也远远低于韩国，难以对疑似感染者全面筛检。

 　　

　　而从韩国和香港的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对于重点人员全面筛检，对于感染病毒者早期隔离，才能使紧急事态宣言有一个出口。

 　

　　比如说，现在医院内感染非常严重，那么医院就应该是彻底筛检的对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全体入院者在入院之前都进行PCR检查等。

 　

　　在学校复学前和企业复工前，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 也应该扩大PCR检查。

 　

　　　当然，这里会涉及许多法律问题、人权问题及个人隐私权问题，但是新冠传染问题，不仅涉及到个人的人权，而且涉及更多人的生存权和工作权的问题，4月29日召开的全国知事视频会议，也要求制定有更多的罚则和强制性的新冠措施法，那些成功地阻止了新冠，而又逐渐恢复了日常生活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保护基本人权和隐私权的基础上都可以借鉴，如中国正在推行和完善的《个人健康信息码》等。据悉，美国科技巨头谷歌与苹果也将联合推进开发一个打通安卓和IOS系统的美国版“健康码”计划，如果个人健康码得到普及，就可以把防疫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使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有一个确凿的根据和安全感。

　 

　　而当这些方法和日本的制度和法律相抵触时，审时度势，解决这些法律与人权上的矛盾并赢得最广大的民众的配合，使日本为解决新冠问题在实行紧急事态宣言后有一个出口战略，与其说是医学专家们应该来决定的问题，不如说更是政治家和政府当机立断，火速应该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无所作为地让社会长期停摆，等着病毒感染者自然减少，而应该建立一个能够主动出击的“实战部队”，在感染者出现时，有能力行之有效地立刻切断感染源。

 

　　目前，在日本的医疗体制还没有完全崩溃，并准备了足够的酒店供轻症者与无症状感染者疗养。日本经济再生担当相西村康稔在4月19接受采访时指出：已经在日本全国确保21万间酒店客房，接受冠装病毒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日本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还处于比较少的阶段，如果不下决心找出实行紧急事态之后的出口政策，建立主动出击防疫的“实战部队”，最大程度地切断感染源，使疫情发展到美国等国那种状态，那就一切都晚了，因为实行一切措施都会由于庞大的患者数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会使重新回到以往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变得无比遥远甚至不可能。那些国外成功的做法，日本都做得到，就是有困难也因该克服困难去做，而且做得越早越容易做，日本正面临着战后最大的国难，时不我待，只能积极地行动。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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