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三次向首相进言促中日复交

　　川端康成同样也是一位和中国有很深缘分的作家，他家里祖祖辈辈信仰中国高僧隐元在清初带到日本的黄檗宗，而他本人在创作中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他的作品中，禅宗精神表现得非常充分，老庄、儒学精神也都有所体现，而中国古老的易学在他的作品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和中国棋士吴清源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都交往密切，可以说是密友，而吴清源从小受私塾教育，对中国的古典，特别是易学，有着相当深的研究，并把易学运用在他的棋艺中。川端康成受其影响，读了一些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易学和思想方面的书，对易学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他和吴清源密切交往的时期，也正是他写出渗透着易学之神秘幽光的杰出作品的时期。

　　他还非常热心地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对中国南宋画家梁楷、北宋画家李迪等都非常喜爱，也收藏过清代八大山人的作品及宋代汝窑瓷器等中国美术品。

　　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中日友好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的促进者，甚至三次向日本首相进言，促进中日复交。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与小说家、剧作家久米正雄、小说家、诗人高见顺等著名作家成立的镰仓文学研究小组积极推进中日友好运动,1951年，他和推进日中友好的人士真锅藤治、村上秀信等人成立了“日中友好大和高座支部”，而且在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前一年,也就是1971年，曾三次通过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夫人佐藤宽子，促请佐藤首相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据佐藤宽子的《佐藤宽子的宰相夫人秘录》，佐藤荣作一家和川端康成一家的交往，是因为佐藤荣作在任首相时的别邸与镰仓市长谷的川端家宅邸相邻。

　　佐藤荣作在担任首先期间，希望每周有一天能够完全静养，在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的介绍下，租借了这座别邸。这座房子原来是加贺藩主前田家的别墅。那时他们和川端康成家一到新年都互相登门祝贺，佐藤宽子是川端康成的粉丝，几乎读过川端康成所有的作品，而佐藤荣作本人也很喜欢和川端康成交往，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佐藤家的别邸，佐藤荣作没有招待过政界和财界的人士，对于媒体的采访也一律拒绝，但是却有时招待川端康成等住在镰仓的作家们，一边进晚餐一边欢谈。有一次，佐藤荣作开玩笑地对川端康成说：“川端先生，偶尔也写一点供男人读的小说好吗？”当时川端康成似乎有些惊讶，脸上浮现出奇妙的笑容，没有说什么。

　　1971年11月，川端康成突然从东京都内的酒店给佐藤宽子打电话，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见您。”

　　佐藤宽子来到酒店后，川端康成说出了令她感到意外的话：

　　“我明年将出席在中国召开的世界文学家大会，我想问您的是，佐藤先生对与中国复交是怎么想的？”

　　看到他非常认真的表情，佐藤宽子有些吃惊，她说：“我不知道，这样的外交问题，他不对我说……”

　　川端康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周恩来这个人，是一个性格很强韧的人，要想和他打交道，不下很大的决心是不行的。”

　　佐藤宽子认为：川端先生是想知道，佐藤是否有实现日中复交的打算，虽然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希望佐藤积极推进，并通过我向佐藤确认。但是最后，川端先生像是有些羞涩地说：“今天说的话，别对佐藤先生说了。”

　　又过了约一个月，川端再一次给佐藤宽子打电话说希望见面，见面后，他先说：“务必把我的话传达给佐藤先生”，然后又问起了中国问题，他说：“佐藤先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次佐藤宽子把川端的话传达给了佐藤荣作，佐藤荣作回答说：“你再见到川端先生，和他这样说：非常感谢他有这样的志向，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情的，但是遗憾的是，在（1972年）5月15日实现冲绳回归后，我打算辞掉首相。”

　　过了不久佐藤宽子再次见到了川端，川端第三次问起这个问题，佐藤宽子传达了佐藤荣作的话，川端说：“是这样。”显得很失望。（见佐藤宽子《佐藤宽子的宰相夫人秘录》，朝日新闻社，1985年版，181-195页）

　　佐藤荣作确实希望推进中日复交， 2004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出版的一本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记录了佐藤荣作试图推动中日复交的过程。

　　中曾根康弘认为：佐藤荣作的功绩除了促使冲绳归还日本等外，“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是他为日中复交铺平了道路。”（中曾根康弘《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新潮社，2004,89页。）

　　他经香港向中国派了密使，这一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叫江阄真比古的人，佐藤首相对江阄说：“你要把到目前为止你与中国之间的交往直接告诉可能成为新一代首相的三名侯选人”，江阄因此把自己所做的工作汇报给了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那时佐藤荣作并没有把大平正芳放在眼里。

　　佐藤荣作1971年9月托江阄真比古带给周恩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想就日中邦交正常化访华，和中方交换意见，但由于当时日本与台湾关系不明确，建议被周恩来拒绝。据说佐藤后来又写了一封表示尊重对方意向的亲笔信，第二年4月转到周恩来手中，6月江阄真比古终于拿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并交给了佐藤，然而，此时佐藤已经注定下台，日中建交计划也消失了。（《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89-90页。）

　　这以后，虽然佐藤荣作不得不辞去首相职务，对他来说，壮志未酬是很遗憾的，而在他辞职后不到三个月，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了日中复交的共同声明，但是日中复交的准备工作，是在佐藤时代完成的。（《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91页。）

　　1972年1月，佐藤荣在作施政方针演说中说：“在一个中国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今后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国交正常化，开始展开政府间的对话是当务之急。”（《佐藤内阁总理大臣在第68届国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外务省《我国外交近况》，昭和47年，第16号）

　　但是川端康成没有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于1072年4月16日离世，1972年6月3日，在镰仓灵园举行了川端康成的纳骨仪式，当时仍在首相任上的佐藤荣作也前来参加川端家的纳骨仪式。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张石简历：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