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孤儿：解放军是我的养父母
2015/11/19
这位日本妇女抬头一看，看见一个带枪的小兵来到自己的面前，一时大惊失色，听到这个小兵叫了一声“妈妈”，连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安达大成……
慢慢逃难路
安达大成1933年生于韩国汉城，父亲安达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在日本建筑公司“高山组”就职，后被派到当时的韩国京城（今日的首尔）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安达大成也和母亲随父亲一起去了京城。在安达大成2岁的时候，母亲因病逝世，父亲在京城与日本女子安达小牧再婚。
1935年，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到了中国沈阳（当时叫“奉天”),后来又到了齐齐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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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安达大成（张石 摄） |
可能是由于经验不足，“安达工业公司”的产品在交货时全部没有通过验收，产品一律不合格，父亲安达煌因此被抓进了监狱，入狱后得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于1943年死在了监狱的医院里，扔下继母、安达大成和父亲与继母所生的两个弟弟。
父亲死后家里失去生活支柱，继母到处去找事做，以养活三个孩子。不久他在齐齐哈尔近郊的讷河“兴农合作社”的独身宿舍里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在那里为独身宿舍里入住的职员洗衣服、做饭，以微薄的收入养育三个孩子。
安达大成在齐齐哈尔和讷河时都在日本人学校里读小学，但是学校里一周有两节“满语课”，因此他也学会一些中文，加之父亲在开公司时，家里雇用的木匠等都是中国人，他也常去到他们那里玩耍，因此从小中国话就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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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苏军命令这里的日本人向嫩江县收容所转移。嫩江县当时划归黑河省管辖，从讷河到嫩江有93公里的路程，苏军用汽车送了一程后，就让他们自己走。在饥渴交加的艰难旅途，最小的弟弟出麻疹了，无医无药，不久就死了。
在这里住了半年，他们又接到了命令，让他们转移到齐齐哈尔收容所。嫩江到齐齐哈尔有243公里的路程，苏军用货车把他们一行送到了那里。
安达大成一家到达齐齐哈尔时，正式处于政权交替的混乱的时期。他说：那时齐齐哈尔非常混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军队，一开始是戴着黑帽子，穿着黑衣服的军队，但是在这里待了一夜就全都跑掉了，可能这不是正规军。以后看到国民党军、苏联红军、八路军，都到齐齐哈尔来过，国民党军在这里待了不久就被八路军打了出去，最后留下的是八路军。
他说，那时到处都乱哄哄的，进了难民收容所也没大有人来照顾我们，这以前住过的收容所里，总是有早午晚三顿饭的，有高粱米、蔬菜和南瓜，把菜和南瓜切好放在高粱米里做粥喝，到这里后，开始的时候还有饭，过了一阵子就渐渐没有了。到吃饭的时候也没有饭送来，饿得慌就去问，上面的人告诉我们：难民收容所解散了，你们自己去找活干生活吧！
参加解放军
难民收容所解散这个消息对安达一家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当时继母40岁左右，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安达大成只有13岁，弟弟才5岁。
没办法母亲又开始到处找活干，她到街上的饭店里帮人家洗碗、扫地，每天回来时能拿回一、两个肉包子，分给两个孩子吃，自己却舍不得吃。
安达大成看着母亲日益消瘦、憔悴，心里非常难过，他想：要是我离开这里，妈妈可能还有一点儿东西给自己吃。自己已经13岁了，应该自己去找活路了。
于是他瞒着母亲自己跑了出去。当时已是1946年的9月了，白天的温度大约零下5度到10度左右，晚上的最低气温达零下25度左右,而他们全家被收容的时候还是夏天，当时穿的衣服还是那时的夏装，他自己跑了出来，真是冻饿难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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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石 |
白天还算好混，到了夜里真是难过，他捡了几张麻袋片披在身上，躺在街角上，想睡也睡不着，因为天气太冷，只好在街上走来走去活动着，一想到冬天有3个月，他感到非常可怕，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活过这三个月。
有一天，他看见一个日本小姑娘挎着篮子卖自家卷的烟卷，几个男孩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男孩子趁小姑娘看不见时拿了一把烟卷就要走，他跑过去一把抓住那个偷烟卷的男孩子说：
“你拿人家的烟卷给钱了吗？”
那个男孩子蛮横地说：
“干你什么事？”
正在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管理市场秩序的东北民主联军（原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军官走了过来。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打架？”维持市场秩序的军官问道。
“他拿人家的烟卷不给钱。”
“是这么回事吗？”军官问那个卖烟卷的日本小姑娘。
小姑娘点点头。
军官让那个拿烟的男孩子把烟还给小女孩，然后对安达大成说：
“听你说话不像中国人嘛。”
“我是日本人。”安达说。
“那你的中国语说得不错嘛！”
“嗯。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很多，我常和他们玩，在学校每周也有两节汉语课。”
“咦！你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吗？愿意给我走一趟吗？”军官好像对他很感兴趣。
安达想：到哪儿都会比现在这样好，没准儿还会有饭吃呢！
“好。去就去吧。”他说。
东北民主联军军官把安达大成带到部队的供给部。供给部的首长很奇怪，他说：“咦？你带回了小孩干什么？”
这位军官说：“这小孩儿是日本孩子，中国话说得不错，正好我们这里的被服厂、野战医院、修汽车的人里有许多日本人，有五、六十人呢！可以让他做翻译嘛。”
首长一听有道理，就问安达大成：“你有爸爸妈妈吗？”
安达说：“没有。”
“你愿不愿意当兵？”
安达说：“愿意。”
于是部队收留了他。他所在的部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第一纵队第三旅军区供给部，而他的工作是做黑龙江省军区供给部部长张觉的警卫员。
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很开放,大有“国际化”的倾向,对于参军的日本人一视同仁,十分信任,该发枪的发枪,该提干的提干。
安达大成也很受信任，给他发了盒子枪。他平时和首长住在一起，首长住里间，他住外间。需要有翻译时他兼做翻译工作。
因为他不是一般战士，算是有特长的文职干部，虽然才13岁，但是部队给他副排级待遇，还有工资，一般战士当时工资是3元钱，他每月工资为4元。
参了军，不仅吃穿解决了，而且部队首长对他都很好，亲切地管他叫“小鬼”。他跟着首长，要经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备有坏人向首长开冷枪。
他还喜欢参加部队的文艺活动，学会了很多中国歌曲，还学会了拉二胡。他经常参加部队组织的文艺演出，跳舞、唱歌、伴奏，样样都行，由于他能说两国话，因此还经常把学到的革命道理到日本人那里去宣讲，在当时的部队也算一个人物。
在这里工作不久，部队将他调入第三师第十旅，部队驻扎在黑龙江省北安县。
安达大成听说要把他调走，想自己已经离开妈妈、弟弟很长时间了，这一调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想回去向他们告别一下，于是他向首长说了实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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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穿着军装，挎着盒子枪来到了难民收容所。母亲一见他大吃一惊，待听他说完了原委后马上对他说：我们就要回日本了，你要赶快回来，和我们一起回日本去。
安达回到部队后，向首长汇报了母亲要他一起回国的事，首长对他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普通人了，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怎么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你自己要慎重考虑。
安达经过反复思考，觉得部队的生活很不错，首长对他又好，离开这里还真有点舍不得，最后决定不和母亲及弟弟回国，就留在部队里。
农场三十年
1947年2月，安达大成的老首长，黑龙江省军区供给部部长张觉组织军区供给部40多名战士，在黑龙江省通北县鸡爪河流域的柳毛青（现红星农场二分场）开荒，创建由军队直接筹办的农场，主要种植蔬菜和军用药材，还招收3名日侨当汽车驾驶员。
1948年，安达大成也接到了部队转业、参加开垦农场的命令，他先到位于小兴安岭西南边缘上的黑龙江省海伦去开辟海伦农场，后来又加入老首长张觉领导下的北安农场，最后到了黑龙江省克山农场。
安达大成到这里来时还不满16岁，先被分配去做汽车司机助手，后来做拖拉机手学员，半年后正式成为一名拖拉机驾驶员，此后一直开了十几年拖拉机。在农场期间，他还把他在部队练就的艺术特长发挥出来，经常参加农场文艺节目的排练和演出，曾和农场艺术团一起去省会哈尔滨汇演，并在汇演中得奖。
1958年，他经农场了一名管理员介绍，与在农场工作的一名日本战争遗留孤儿武桂兰（日本名现为安达素子）结婚。
结婚后他们一共生了6个孩子。安达大成后来在农场升任技师，工资每月82块，妻子也在农场食堂里做临时工，工资也不高。本来人口多，工资不高，生活应该是比较拮据的，但是农场那时给每个职工都分二分土地，他们家里八口人，共分的一亩二分土地，种蔬菜和马铃薯，一到秋天，房前房后结满了豆角、茄子、西红柿等疏菜，还种了一些瓜果，大田里就种马铃薯，吃菜从来不用买。每年家里还养两头猪，吃一头，卖一头。安达大成说：就是还苏联债那年，粮食好像有点儿不足，其他的时候没有为吃的问题发愁过。
回到日本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安达也动了思乡的念头，他到县里的外事办咨询，外事办的人给了他日本领事馆的电话号码，让他和那里联系一下，他马上了日本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向那里反映了自己的情况。
1980年9月的一天，农场里的大喇叭突然呼叫他，叫他到农场机关来。到了机关后，负责外事工作的人员告诉他：说他的弟弟找到了，现住在日本千叶县。他的继母和弟弟都要他快办回国手续。
这以后，他和弟弟通信并互寄照片，畅谈36年来的离别之情。
1981年，他们一家终于一起回到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祖国--日本。
1981年12月15日2时31分，安达大成一家乘坐的中国民航917号班机到达日本成田机场，弟弟安达次成和妻子良子赶到机场迎接，兄弟二人时隔37年重逢，不由得热泪盈眶，紧紧拥抱。光阴吹老了岁月，黑发挂上了霜花，但是他们忘不了在一起度过的苦难童年，忘不了在逃难的路上，哥哥牵着弟弟的手，走过那么多的泥泞和雪雨……
刚回到日本时，他的大孩子20岁；老二17岁；剩下的4个孩子一个中学已经毕业，其他三个都是小学生。他让弟弟安达次成把老大和老二带到东京的日语学校去学日语。中学毕业的老三由于日语一句也不会说，决定从中学一年级重新念起，剩下的三个孩子都安排在市里的小学。
但是没上几天学，学校就找到了家里来说：这三个孩子日语一句都不懂，课没法上。没办法安达大成只好做 “陪读”，和他们一起上了三个月的学。
回日本一年以后，市政府的人找他谈话说：你日语说得这么好，年纪也不算大，要自食其力，不能再拿政府的保护金了。
虽然说当时岁数不算大，但是也快到50岁了，找工作非常不好找。又过了一年，市政府就不再发给他们一家生活保护金了。他只好四处去找工作。有一天他在一张招工广告上看见，一家公司招会中文的人才，就职后派到中国工作，他马上去应募，当即就被录取。就职后他被派到了中国驻在，中国那边每月发2000人民币的补助金；日本这边的工资照发,这样生活就有了保障。
但是在他退休以后生活又变得非常拮据,由于回到日本后已经48岁,参加工作时间短,退休金拿得很少,夫妻两人只有6万日元的养老金,生活完全没有着落，直到2007年1月28日，日本国会通过《改正日本残留邦人支援法》后,他们的生活才有所改观。
安达大成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培养大，现在他已经有第三代(孙子、外孙)12个，他们一家在日本总算安家乐业。
但是他时时不忘收留他、养育他的首长和解放军，不忘那片他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的白山黑水，那里留下了他的童年和青春，不论他是不是敌国的孩子，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那里都对他不厌不弃，呵护信任，不仅使他在死亡的边缘上生存了下来，还给了他那么多的温暖和快乐， 给他了事业与追求，给了他家与亲人。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就像母亲充满慈爱的博大胸怀，养育万方，容纳百汇。回到日本，他逢人就说：“中国是我的故乡，解放军是我的养父母。”（安达大成先生已于2015年1月17日在日本千叶县柏市的家中去世，享年82岁。谨在这里献上深切的哀悼。）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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