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为什么为甲级战犯题墓碑
2015/09/21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在日本静冈县热海的伊豆山上，有在远东审判中被判死刑的7名甲级战犯的墓，其墓碑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书，上面写着“七士之碑”。吉田茂为什么为甲级战犯墓碑题字？这看来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上的暗喻。
1940年，退役的日本侵华上海派遣军兼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南京大场镇带回血土，说是“为了祭奠日中两国的战死者”,请爱知县常滑的佛像陶工柴山清风和雕塑家小仓右一郎的帮助，用血土塑成一座高3.3米， 重约600公斤的观音像--兴亚观音， 1940年2月14日,他在热海的伊豆山举行了兴亚观音“开眼式”，观音像向着南京方面合掌。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共7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执行死刑，他们的遗体被送到横滨久保山的火葬场火化。火化后美军士兵把7人的遗骨一起装在一个涂了黑漆的箱子里，据说扔到了东京湾里，但是在将骨灰装进箱子里时，还剩下一部分骨灰，被美国士兵扔到一个水泥制件坑里，当时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看到了这个光景。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原首相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三文字正平在1948年12月26日夜，偷偷穿过封锁严密的戒严网，将这些骨灰收集、取走。对于骨灰的处理，三文字正平与松井石根等被处刑的7名甲级战犯的家属经过商量，于1949年5月3日，让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武藤章3人的妻子来到兴亚观音， 对当时兴亚观音堂的住持伊丹忍礼（法华宗阵门流僧正伊丹妙净之父）说：这是相识的人的遗骨，想暂时藏在这里。伊丹忍礼接受了遗骨。
在《旧金山和约》签约后的1959年4月19日，遗骨被公开立碑埋葬，原首相吉田茂为此碑挥毫，写上“七士之碑”4个字，并同时建立甲、乙、丙级1,068名战犯供养碑。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奠基人，190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战前一直担任职业外交官，1931年“9.18”事变以后，他一直主张和英美搞协调外交，反对军部的蛮行，军部一直把他看成“眼中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他还暗地里积极展开和平外交，并在1943年到1944年，图谋组织“终战内阁”，并因此于1945年2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留40天。战后，吉田茂曾担任5届内阁总理大臣，他积极推动日本的“轻武装、重经济”的和平路线，推动日本战后民主制度的发展，这样一个人物，他为什么要为甲级战犯题墓碑呢？其实，他的这一行动，从文化、政治、历史等多方面体现了日本战后处理的特点，这也是与德国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甲级战犯在日本已经得到了“平反”。1952年4月，日本恢复独立以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政府提出了《有关赦免战犯的意见书》，并有4000万人署名要求赦免战犯，日本政府也在当年10月以前，向原联合国提出对战犯实行赦免、减刑的劝告，而在195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决议，把作为战犯而被处刑的人们定义为“法务死”，也就是战死者。1946年，在联合国军的指示下，曾经停发战犯和开除公职的人的“恩给”（根据日本1924年通过的《恩给法》，公务员死亡或退职后，为确保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安定而支给的金钱）和扶助费（原军人、军属死亡以后，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支付的年金），但是在1953年8月，战犯的恩给和扶助费得到恢复。1954年，日本政府决定，给予在拘禁中死去，或者被处死刑的战犯的遗属发给和其他的战死者同样的扶助金，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战犯“平反”的彻底。
而在德国，一直在追究纳粹的犯罪。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取消了特别手段谋杀的追溯时效，使德国能够对纳粹分子实行无限期追责，所以在2011年，91岁的Demjanjuk作为“谋杀共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2013年，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中央办公室”还向检察机关提交了3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资料，建议对其提起诉讼。今年7月，德国地方法院以谋杀共犯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曾于二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记账员的Oscar Goening4年监禁。
而日本由于战犯早在1953年得到了“全面平反”，所以在那以后从来没有用法律手段追究过战争责任。
在1959年4月为7名甲级战犯修墓之际，松井石根的朋友，同时也与吉田茂交情甚深的东亚同文书院出身的实业家高木陆郎请求吉茂为7名甲级战犯墓碑题字。高木陆郎是个中国通，曾经当过清末最大的实业家盛宣怀的秘书。当时吉田茂早已不任总理了，而甲级战犯也早已“全面平反”，他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
第二，吉田茂能够欣然命笔，题写墓碑，也与日本的战败和德国战败的不同有关。德国没能回避本土作战，导致第三帝国灭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诺曼第登陸，苏联攻克柏林，纳粹德国被消灭，而日本回避了本土作战，从而使日本的败战，是在原政府领导下进行，国统一直没有消失和中断，与战前具有很大的连续性。战后，美国为首的占领军曾将战前日本政权中的绝大部分人从公共权力中驱除出去，但是中国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痛感共产主义比日本的右翼国家主义对美国推崇的民主主义威胁更大。美国饥不择食，采取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对日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让大批从公权力中被“驱除出境”的人物复归政官两界，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死的第二天，甲级战犯涉嫌者岸信介被释放出狱，并在几年后登上首相的宝座；甲级战犯重光葵再次担任外务大臣；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出任法务大臣。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后为18万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使他们重返重要岗位，而这一切，都是在吉田茂担任总理期间进行的。
吉田茂虽然有反军部的经历，但是他在战前一直是日本政府内的高官，最后官至外务次官（相当于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他是明治和昭和初期在日本政府里多次担任大臣的政界大佬牧野伸显的女婿，他本人也和战前的首相们，如田中义一、近卫文麿、广田弘毅等关系甚笃，其中被判为甲级战犯而处刑的广田弘毅，曾是他的知遇和关系甚密的上司，甲级战犯重光葵也是他的同僚、密友、知音，而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战后政权和战前政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彻底清算战争，因为清算战争有时意味着清算他们自己，这些也是吉田茂为甲级战犯题写墓碑的综合性的原因。
第三，就是文化的因素。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将人作为神祭祀的风俗”这篇文章中写道:“将死去的人作为神来祭祀的风俗确实过去比当今更盛行，但与此同时，一种现今被不屑一顾的限制在不久前一直在全国被认可。那种在中国被称为“祠堂”，我们叫做“御灵屋”的一家专属的私庙另当别论，那种享受广泛的公共祭祀，听取人们祈愿，并使人们相信这个人可以作为神来祭祀的，以前一直有几个特别的条件。首先，自然而然年老而终的人不会被放在神社里祭祀，那些持有执着的遗恨的人，死后仍能让人驰骋想像，屡屡以作祟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感的人，被作为灵验的神来供奉。”(1)
由此可见，柳田国男认为，成为神社被供奉之神的条件，是含恨而死的人，他的恨越浓烈，作祟越频繁、强烈，也就越有资格进入神社，而且也越是“灵验之神”。
甲级战犯由于被处以死刑，在日本人看来，是含恨而死的人，他们是抱有浓烈的怨恨的，能够强烈作祟的，最有资格进入神社和受到祭拜的人。有关甲级战犯，日本盛传下面所说的一段传言。
负者执行7名甲级战犯死刑的贝里・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时的美军司令官，在7名甲级战犯被处刑后的1950年12月23日，贝里・沃克中将在战场视察时，由于驾驶吉普车失误死亡。他死的日子正好和7名甲级战犯被处刑的日子相同，人们认为这是7名甲级战犯作祟。中将的副官听从友军韩国将校的劝说，到兴亚观音来参拜7名甲级战犯之墓，住持伊丹忍礼以“冤亲平等”之宗旨，将贝里・沃克大将（死后晋升为大将）之灵郑重供养。
从这种文化传统出发，吉田茂受邀为甲级战犯书写墓碑，他也是无法拒绝的。
（1）见柳田国男“将人作为神祭祀的风俗”, 《定本柳田国男集10卷》，筑磨书房,1962年版,474-475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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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共7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执行死刑，他们的遗体被送到横滨久保山的火葬场火化。火化后美军士兵把7人的遗骨一起装在一个涂了黑漆的箱子里，据说扔到了东京湾里，但是在将骨灰装进箱子里时，还剩下一部分骨灰，被美国士兵扔到一个水泥制件坑里，当时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看到了这个光景。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原首相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三文字正平在1948年12月26日夜，偷偷穿过封锁严密的戒严网，将这些骨灰收集、取走。对于骨灰的处理，三文字正平与松井石根等被处刑的7名甲级战犯的家属经过商量，于1949年5月3日，让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武藤章3人的妻子来到兴亚观音， 对当时兴亚观音堂的住持伊丹忍礼（法华宗阵门流僧正伊丹妙净之父）说：这是相识的人的遗骨，想暂时藏在这里。伊丹忍礼接受了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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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士之碑 |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奠基人，190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战前一直担任职业外交官，1931年“9.18”事变以后，他一直主张和英美搞协调外交，反对军部的蛮行，军部一直把他看成“眼中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他还暗地里积极展开和平外交，并在1943年到1944年，图谋组织“终战内阁”，并因此于1945年2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留40天。战后，吉田茂曾担任5届内阁总理大臣，他积极推动日本的“轻武装、重经济”的和平路线，推动日本战后民主制度的发展，这样一个人物，他为什么要为甲级战犯题墓碑呢？其实，他的这一行动，从文化、政治、历史等多方面体现了日本战后处理的特点，这也是与德国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甲级战犯在日本已经得到了“平反”。1952年4月，日本恢复独立以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政府提出了《有关赦免战犯的意见书》，并有4000万人署名要求赦免战犯，日本政府也在当年10月以前，向原联合国提出对战犯实行赦免、减刑的劝告，而在195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决议，把作为战犯而被处刑的人们定义为“法务死”，也就是战死者。1946年，在联合国军的指示下，曾经停发战犯和开除公职的人的“恩给”（根据日本1924年通过的《恩给法》，公务员死亡或退职后，为确保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安定而支给的金钱）和扶助费（原军人、军属死亡以后，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支付的年金），但是在1953年8月，战犯的恩给和扶助费得到恢复。1954年，日本政府决定，给予在拘禁中死去，或者被处死刑的战犯的遗属发给和其他的战死者同样的扶助金，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战犯“平反”的彻底。
而在德国，一直在追究纳粹的犯罪。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取消了特别手段谋杀的追溯时效，使德国能够对纳粹分子实行无限期追责，所以在2011年，91岁的Demjanjuk作为“谋杀共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2013年，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中央办公室”还向检察机关提交了3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资料，建议对其提起诉讼。今年7月，德国地方法院以谋杀共犯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曾于二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记账员的Oscar Goening4年监禁。
而日本由于战犯早在1953年得到了“全面平反”，所以在那以后从来没有用法律手段追究过战争责任。
在1959年4月为7名甲级战犯修墓之际，松井石根的朋友，同时也与吉田茂交情甚深的东亚同文书院出身的实业家高木陆郎请求吉茂为7名甲级战犯墓碑题字。高木陆郎是个中国通，曾经当过清末最大的实业家盛宣怀的秘书。当时吉田茂早已不任总理了，而甲级战犯也早已“全面平反”，他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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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亚观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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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文化的因素。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将人作为神祭祀的风俗”这篇文章中写道:“将死去的人作为神来祭祀的风俗确实过去比当今更盛行，但与此同时，一种现今被不屑一顾的限制在不久前一直在全国被认可。那种在中国被称为“祠堂”，我们叫做“御灵屋”的一家专属的私庙另当别论，那种享受广泛的公共祭祀，听取人们祈愿，并使人们相信这个人可以作为神来祭祀的，以前一直有几个特别的条件。首先，自然而然年老而终的人不会被放在神社里祭祀，那些持有执着的遗恨的人，死后仍能让人驰骋想像，屡屡以作祟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感的人，被作为灵验的神来供奉。”(1)
由此可见，柳田国男认为，成为神社被供奉之神的条件，是含恨而死的人，他的恨越浓烈，作祟越频繁、强烈，也就越有资格进入神社，而且也越是“灵验之神”。
甲级战犯由于被处以死刑，在日本人看来，是含恨而死的人，他们是抱有浓烈的怨恨的，能够强烈作祟的，最有资格进入神社和受到祭拜的人。有关甲级战犯，日本盛传下面所说的一段传言。
负者执行7名甲级战犯死刑的贝里・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时的美军司令官，在7名甲级战犯被处刑后的1950年12月23日，贝里・沃克中将在战场视察时，由于驾驶吉普车失误死亡。他死的日子正好和7名甲级战犯被处刑的日子相同，人们认为这是7名甲级战犯作祟。中将的副官听从友军韩国将校的劝说，到兴亚观音来参拜7名甲级战犯之墓，住持伊丹忍礼以“冤亲平等”之宗旨，将贝里・沃克大将（死后晋升为大将）之灵郑重供养。
从这种文化传统出发，吉田茂受邀为甲级战犯书写墓碑，他也是无法拒绝的。
（1）见柳田国男“将人作为神祭祀的风俗”, 《定本柳田国男集10卷》，筑磨书房,1962年版,474-475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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