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没有土豪，哪怕是高级干部或者国营企业的厂长虽说享有很多特权，但从总体来说，其制度外特权是受到抑制的。当时的干部在制度内是享有相当特权的，但制度外的特权有限，基本属于贪小便宜的水准。

        

　　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波的富人是冒险下海做小本生意，很多是所谓倒爷，还有出租汽车司机等等。其实，这些人还是挣的血汗钱，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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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城市周边的农民坐不住了，他们借用乡镇的名义开设小型代工厂，从国营企业挖来工程师，帮他们搞设计，在技术方面把关，于是乎乡镇企业就如雨后春笋。总体上说，乡镇企业还是守规矩的。他们赚点钱也不容易，一方面要向乡镇政府缴纳名义使用费，用的都是乡里乡亲，所以，拖欠工资的情况并不多。后来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乡镇企业相继脱离乡镇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

   

　　中国出现的最早的暴利企业是9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为了城市建设，有聪明人建议把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于是乎金融资本、地方政府和下海官员联手打造了房地产泡沫，出现了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批大亨。

  

　　98年国有企业改革，即所谓的抓大放小。大型国有企业依旧是国有制，中小国有企业折价出售。当时中国并没有一个规范的资产市场，一家企业折价多少钱，没有一个标准。当时，地方政府似乎害怕企业职工下岗后闹事，就决定让利给企业，同时追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便宜出售企业，但收购的企业不得随意解雇职工。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收购国企的老板捡了外快。

  

　　接下来就是IT泡沫经济的产生。通讯信息产业和其他产业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它不需要技术和资本的积累，几个年轻人各买一台电脑，写写程序，靠着创意就能够赚钱。而且，IT产业是跟世界同步的。

  

　　在中国所有支柱产业都是被国有企业垄断的，但恰恰IT产业没有被国企垄断。所以，很快中国就出现了若干世界级的互联网大亨。

  

　　要说创意，其实也没有多少创意，他们得益于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在第一时间开设从国外模仿来的商业模式，支撑其商业模式的是中国近10亿人的网民。IT产业的一个特点是其规模经济。比如，日本的企业发明再好的商业模式，其国内网民不超过1亿人，自然发展空间有限。

   

　　洋洋洒洒写过来，回头开去，最早的倒爷和出租车司机早就被淘汰出局，乡镇企业的老板大多也都退出市场，只有为数极少的若干家留下来，他们主要是脑袋灵活，不安于早期的代工厂模式，适时地转型，并且扩大企业规模。房地产大亨有起有落，由于在批租土地的程序上多有违规违法行为，进局子的人不在少数。到今天，IT行业进入成熟期，行业内的平均利润率在逐步下降，所以，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国有企业由政府去管理，出了问题由政府买单。问题是民企怎么办?从当年的瓜子大王，到煤老板，到今天的地产大王，应该说，中国并没有出现高质量的专业管理人材。从机场的书亭走过，那里面的电视播放的MBA讲座，基本属于骗子。有一个统计说，中国企业从成立到倒闭的平均受命不到4年。我相信这个统计，这些年在国内吃饭，一个挺好的餐厅，没过几年再去找就找不到了。我在巴黎去过一家400年前开业的咖啡馆。日本有16世纪创业的企业一直经营到现在。都说有了恒产就有了恒心，为什么中国的民企有了恒产还是没有恒心？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隆

　柯隆 简历　　　

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富士通综合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出生于中国南京。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研究专题：开发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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