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虽然我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我从来不去阅读中国官媒的文章，因为我不喜欢读枯燥无味的说教性的文章。在日本也有一些传教组织送来一些他们的说教资料，我从来不看，一定是跟废报纸一起扔掉。

   

　　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认真阅读中国官媒文章的是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一字一句地解读，总是希望从那些文章的字里行间解读出些什么。这些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那样做事的人会变的越来越枯燥无味，没有情商，看问题的方法也越来越定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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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日本经济学家竹内宏生前有一部著作《活的经济学》，好像也被翻译成汉语出版。我研究中国经济更喜欢研究一些活的话题、活的人和事。毕竟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以官媒为核心而转动的。其中，我更关心中国年轻人的喜好和动向。

   

　　近日，上网查看年轻人都在干什么？我突然发现，中国的社会比我这个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想像的要变化的快得多。今天30岁以下的年轻人和纽约乃至东京的年轻人没有两样。诚然他们身上仍然有中国社会传统特殊的烙印，但他们思想和生活方式早已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禁锢，我在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到中国封建王朝文化留下的烙印，也找不到49年后政治运动的伤痕。

   

　　我记的多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到深圳调研当地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问那些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知不知道谁谁谁？这位学者说的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结果被访的年轻人有80%莫名其妙地反问：“他是谁？”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个案，农民工吗，每天长时间在工厂里打工，不会去关心国家大事。但我从网上一些文章和视频发现今天的年轻人生活的离政治十万八千里。这个国家无论发生任何大事小事似乎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早已是地球村的一分子。说的严重一点，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全球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冲淡民族认同感(identity)。

   

　　我突然发现中国的政治家和给官媒撰文的作者们，他们其实遇到一个尴尬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宣传的对象早已不听官媒的忽悠，非但如此，这些年轻人生活在网络时代，他们正在不断创造和发明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连我这个60后的人都要百度一下才能明白。比如我看到“颜值”这个词，完全晕了，猜不出是什么意思。请问他们怎么会有耐心去读官媒的陈词呢？

   

　　我听说今天的大学还有所谓的政治辅导员，但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来辅导这些来自地球村的年轻人？凭我对今天年轻人的有限的观察，我发现今天的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注重自我，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才是核心。中国有句话叫“以人为本”，但我看，年轻人是“以己为本”，这种事情无所谓好坏，这只是客观的事实，你无法改变它，只能接受它。

 

   

　　问题是政治家和官媒的执笔者们似乎很尴尬，他们并没能与时俱进。试想如果你要求年轻人为国家做贡献，他们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做什么贡献？为自己做贡献。我想中国要想江山不变颜色，那一定要与时俱进地去适应这些年轻人，因为再过10年或20年，他们就是国家的主人翁了。难怪毛泽东把年轻人比作早上8、9点钟的太阳。

    

　　今天60岁以上的人喜欢唱红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青春期，除了红歌没别的文艺娱乐，但等这些人老了唱不动了，我想就不会有人再去唱红歌。今天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是看好莱坞大片、恐怖片和日本的动漫长大的，《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还有《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全球化时代，随着生活方式不断趋同，价值观也一定不断趋同。这个历史车轮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所以，今天的“大人们”不应该像100年前坚持女孩要裹脚的那些家长和老人。

   

柯隆

　　我知道中国还有一些人出于自己的乌纱帽反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不是洪水猛兽，刚刚过去的5·4纪念日，大家应该还记得德先生和赛先生。打一个比方，中国特色就像方言，普世价值就像普通话。要让老人们去说普通话当然很难，同样，年轻人通常不自不觉的都说普通话，而且他们新造的词语一定是普通话的。我小的时候听国家领导人讲话，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话都太难懂了，后来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说话也很费劲。但今天的领导人们的普通话都很容易懂，所以社会进步一定是按部就班的，不可性急，也无法阻挡社会进步。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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