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 小时候的语文书里有一课是“苛政猛于虎”，说的是古代官府苛政暴敛比老虎还要凶猛。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官府的课税是有抵触心理的。1949年以后，中国转型为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不说按需分配，至少按劳分配。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税收的。

   

　　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按需分配也好，按劳分配也罢，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成功的，不仅在中国没有成功，在外国也没有成功。正因为没有成功才有了改革开放，如果成功了，也就不需要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国勉强地冠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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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一直停留在如何扩大生产方面，所以，历届总理每年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宣布经济增长(GDP)目标，但关于如何合理分配经济增长的果实，特别是税制的建设一直停滞不前。GDP是中国人一年下来创造的附加价值的总和，那么如何分配这些财富呢？改革开放的重点主要放在扩大生产，扩大GDP上，如何合理分配经济增长的财富，其制度建设远远滞后。

   

　　毋庸讳言，今天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纳税吗，能不缴的就不缴，能少缴的不多缴，似乎纳税成了民众与政府的博弈。实际上合理的税制不是博弈，而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对于违规的进行惩罚。当然每个人都有私心，规定不明确，那么，税收不上来，那政府就可能瘫痪。这其中有一个矛盾，说到纳税，很多人有抵触，说到社保，所有人都是要享受的。

   

　　我想政府不可能是巧妇，所以难为无米之炊，政府是希望创收的。但从民众的角度看，我缴了那么多钱给政府，谁知道政府能不能保障我看病养老？特别是当民众看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为自己盖的办公楼都豪华得超过先进国家的国会大楼，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不跟纳税人商量，那我还是少缴或不缴税为好。这又是一个矛盾。

   

　　我观察到，有的地方的个别读书人主动起来向当地政府申请财税信息公开，结果，轻一点的被拒绝，重一点的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理由被刑拘。这种以鸡蛋碰石头的挑战当然会无果而终，这是事先可以预料到的，问题是这样的话，中国人的纳税意识就不会提高。

  

　　说实话，先进国家的人也不愿意纳税，但他们逃税的不太多，有的是避税。逃税是违法的，避税则是合法的，虽然，避税往往不合理。据说，今天的美国总统很多年没有缴过个人所得税，但他不是逃税，而是避税，所以，其政敌拿他没办法。我们中国呢？既有避税的，更有逃税的。更严重的是税制建设不健全，到处是漏洞。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每年或多或少粉饰经济增长率(GDP)，这一来给当地的财政官员带来很大麻烦，经济增长了，那么税收就应该相应的增长，但实际GDP没有增长那么多，外加逃税的人太多，税收不上来，怎么办？只有谎报税收金额。这就是最近爆料的辽宁省的税收谎报事件的背景之一。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际是学的日本的税收体制，所谓累进税制，收入越高，适用的税率就越高。但中国学习日本的税制，不彻底。日本的确是累进税制，但日本同时实施的是综合性纳税体制，中国到今天都是分离纳税体制。

   

　　什么是综合纳税体制呢？有两份以上收入的人必须到税务局把所有的收入合计起来报税。比如说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公司有一份工资，另外，炒股挣了钱，银行理财也挣了钱，这些收入必须综合起来算出合计的总收入，按照总收入来报税。但在今天的中国是分离纳税，工资的那一份按累进税制，工资外的收入通常缴20%的税，更多的情况是大家不去申报，税务局也不来查，所以，是一笔糊涂账。

   

　　另外，像日本，财产的赠与，比如继承遗产，要缴遗产税，可是今天的中国，财产的转移几乎是无税的。日本的遗产税率最高可以达到50%，而中国是无税的，所以，有钱的就越有钱，穷的就越穷。我曾经写过，似乎日本更接近社会主义，而中国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虽然没有人愿意主动纳税，那先进国家的居民为什么相对来说纳税意识要高一些呢？第一，他纳了税可以享受纳税人应得的那份行政服务。比如说日本的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通常都比较小规模，没有那么豪华，但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修建了体育馆、公民馆等公共设施。你是纳税人(居民)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设施。地震了，台风来了，你可以免费到这些公共设施里避难，行政部门免费提供被褥和饮用水，甚至食物。

   

　　我好像很少听说中国的什么地方政府对居民开放他们的豪华办公场所。非但不开放，市政府，甚至区政府都有持枪荷弹的警卫把守。我一直弄不明白，你们口口声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那你为什么那么怕你的公仆呢?

   

　　民主国家相对来说民众的纳税意识高一点的另一个原因是，无论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无论你是有权人，还是一介草民，只要你是成人，你都有投票权，市长县长看到你绝对不敢跟你装孙子或蛮横。在中国你是一介草民你绝对见不到你的市长长什么样。因为市长不对你负责，他只对他的上家负责。

  

柯隆

　　说来说去，中国在技术上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但在制度上的差距远远没有缩小。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太大，什么人都有，社会矛盾复杂，既有物理反应，也有化学反应，最后就成了一个沼气池，沼气不用掉或放掉，有一天一定会爆炸的。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坦承社会矛盾已经很激烈，应该说这是一大进步，但必须说国务院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人。中国不仅要为扩大生产扩大GDP健全有关体制，还要为合理分配经济增长的果实建设有关体制，其中包括改革政治体制。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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