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2017/01/11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 2001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加入了世贸组织(WTO),那以后的十五年,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从规模上来看已经发展到世界之最,但中国在WTO,始终没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原因主要是欧美日等主要先进国家到现在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中国自己似乎也不能理直气壮的宣告自己是纯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柯隆

  关于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争论,这里面有一个严重的误区。先进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在WTO的框架下,没有人关心别国的国内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这里说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指贸易物资的定价是否合理,如果被承认是市场经济,那么在反倾销的诉讼及辩论时,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利,否则,被诉讼国的贸易物资的价格不能以其国内的价格为基准来计算,而是要参照第三国来计算,一旦被认定为反倾销的对象,附加的惩罚性关税要比市场经济国家重很多。

 

  应该说,先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举措,除了中国本身经济运作的内部定价机制以外,不能排除先进国家的政治判断,它们做任何判断当然主要从其本国利益出发。也就是说这往往是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像中国的这样一枝新秀,无论你如何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都会遭到来自别国的这样那样的阻挠,这就叫树大招风。

 

  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些学者把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和中国国内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彻底混同起来,这一来,问题就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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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营以及政策的执行,所有人都会做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是一个不到位的市场经济国家。从经济结果来说,国有经济垄断了所有的支柱产业及资源。从市场运营来看,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稳固如山,因此而带来的价格扭曲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说政策制定和执行,可以说百分之百地偏向国有经济。但因此而带来的恶果影响的不是外国而是中国自身。

 

  回顾一下,2009年上一届政府为了避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胆地推出了一个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这4万亿人民币的巨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国进民退。

 

  近40年的改革开放的起点,应该说就是化解国有经济的风险,从政企分开,到抓大放小,经历了所有制改革和建设现代化企业机制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国有经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制度优势的话,国有企业也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革。可以说,国有经济到现在为止,在世界上还没有成功过。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中国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主要集中于国有经济势力薄弱的产业领域,比如网购。如果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同样条件下竞争,国有经济显然没有竞争力,靠得只是政府的保护政策。比如快递,邮局系统的服务要比顺风等非国企差很多。应该说邮局的送信系统早已陷入了混乱,这不是员工无能,而是体制问题。

 

  所以说,关于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之争应该尽量避免步入误区。我们知道“中国制造”的东西通常物美价廉,这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其主要来自于中国政策性地压缩了劳务成本,同时忽略了环境成本。从这些方面看,如果把这些成本都记入出口物资的价格,那中国制造业显然不会像今天这么火。

 


   反过来说,先进国家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多少有一点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意思。有一个年轻的美国教授,他在大学教授试验经济学,他想要看一看美国人是否真的少不了中国产品。他的试验是在绝对不消费中国制造的商品的情况下,看看能生活几天?结果他的试验在当天就告失败。

 

  那天是这位大学教授的恋人的生日,他去商店买蛋糕,结果蛋糕没有问题,但插在蛋糕上的蜡烛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制造。他无法想像为自己的恋人举办一场没有烛光的生日晚会。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贸易是双向的,制裁别人的同时一定也会伤害自己,俗话说:有得就有失。中国是否有倾销行为,这需要做客观地调查和研究。但关于如何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中国政府要好好下力气去努力的。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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