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很多年前(1990年代初)在名古屋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日本一家大报报社派给我一个工作，给从中国来的修学生做生活指导（counseling）。我没多想就答应了这家报社，没想到其中的麻烦会很多。

柯隆

        日本的报业系统和中国的报业很不一样。在日本，各大报纸有自己的送报系统，报社把报纸用卡车送到各各签约的报店，报店负责给订报的客户送报。日本的报纸，有早报和晚报，一般来说订早报的人家多，订晚报的少。

       我小的时候在国内，报纸是由邮递员跟信件一块送的，所以，每天11点左右，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送信和送报。现在国内更多的可能是社区内的报点卖报，而不是送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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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送报的大部分是大学生等年轻人，不是什么累活儿，但早报一般4点左右就起来开始送报，晚报是下午3点多，每天起早很辛苦。所以，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去报店送报。对于报社来说，送报系统出了问题，报纸的发行就有问题了，于是，有的报社就到中国招募愿意来日本留学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不会日语，他们先到日本的日语学校学日语，这在日本叫修学生，1年以后如果考上大学，改称留学生。

       这家报纸跟某省的一个外派机构合作，招募了一些愿意来日本的中国学生。等我和这些学生见面方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该省的厅局级干部（当年），而他们自己由于家庭条件优越，没有用功学习，耽误了升学，于是家长们就联合起来在政府下面搞了一个事业单位，专门外派“人才”。

        这些干部子弟来日本，对日本人生地不熟，有一家报社负责接受，那家长们也就放心了。日本的报社和一家中国地方政府的外派机构签合同，接收中国的修学生，报社再把这些学生派给各各报店，报店负责提供住宿，提供早晚餐。中午饭，修学生们在日语学校买着吃。应该说这套设计在当时是“多赢”的，但这套设计要想成功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学生要能够吃苦。

         我在第一次和我的指导对象们见面时就发现苗头不对，有的学生趁没人的时候来跟我说，要我多多照顾，以后去他的老家，他的父母会很好的接代我，云云。我自然是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不知道如何照顾他们，说实话没人能照顾他们，只要他们好好送报，好好学习，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遗憾的是这些在家被娇生惯养的年轻人无法忍受每天早起的痛苦。在国内没有好好学习的学生到日本来突然回心转意，好好学习，也没指望。

        开始送报不久，有的学生就开始偷懒。日本的有些老公寓没有电梯，需要他们爬楼梯到3楼或5楼。这些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就互相交换情报，有的说，我负责的地盘，很少楼房；另一个就觉得很委屈说：我的地盘里有好多楼房，每天要爬楼，累死了。从中国来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了报店对他们不平等，就来找我诉苦，要我说情关照他们。结果当然是无法改变的。于是就有学生不把报纸送到公寓的楼上，他们可能在送报途中把报纸扔了。人家订报的客户早上起来要看报，发现报纸没送到，就打电话给报店，立马就被店主发现，又是一件麻烦事。

        另一次，他们其中的一个在地铁车站口看到一辆没有锁的自行车，就骑回去了。不巧在路上被警察拦住，一盘问，发现自行车不是这个学生的。这在日本算盗窃。外国人在日本犯罪是要遣返回国的。报社很狼狈，跟警察反复解释，好说歹说，最后，在派出所做了笔录，下不为例才被放了回来。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学生在日本根本没有好好学习，在日本，日语学校修学只能是一年，超过一年还考不上大学就没有签证了。所以，这套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持续的。后来，我在名古屋大学拿到学位，到东京工作，离开了名古屋，和这些学生也就没了联系。

        过了很多年，有一次回名古屋，偶遇他们其中的一个，他告诉我：我们的绝大多数都回国了。我说：他们在国内还好吗？他说：嗨，别提了，有好几个人的父母都被抓了，有的还自杀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腐败呗。特别是在财政厅和财政局当官的无一例外，都出了问题。我动了恻隐之心，为这些家庭感到惋惜。这么多年，我回国有一个原则：只跟学者和做研究的人交朋友，不跟官员和商人交朋友。可能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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