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近看世乒赛实况转播发现中国的赞助商几乎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同时看在日本举行的奥运东亚女子足球选拔赛发现国外的赞助商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赞助商的所有制形态来定义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有人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企发展很快，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主力云云，我一直不相信。如果从企业数量上说，民企当然远远多于国企，但从控制的资源来说，民企则远不能和国企抗衡，趋于劣势。

柯隆

　　大胆地假设一下，也许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国企为主，民企为辅。我也发现有的学者用民企创造的就业来证明民企已经在中国唱主角。而我还是愿意关注民企和国企各自控制的资源的比例。北大张维迎教授说：如果给民企更多的资源，他们会比国企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现在，北京正在召开两会，海内外媒体都很关注国内的去产能问题。各级官员说到去产能似乎都雄心勃勃，其中不少官员对着媒体表决心说狠话。我要问的是谁来主导去产能？如果政府主导去产能可能只会流于形式。过去有一个类似的改革就是行政改革精简机构，结果是政府部门越改越多，政府官员也越来越多。所以政府主导去产能很可能是越去产能，产能越多，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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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道理说，市场经济下，企业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定产能，当然如果市场的价格信息传达不到位，短期内也可能出现供大于求，也就是说产能过剩。不过一旦企业意识到产能过剩就会主动调整产能，否则企业就可能被市场淘汰出局。那么一个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产能过剩呢？很简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给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造成假想，就是说政府会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很少积极去产能。今天产能过剩严重的应该都是国企。

　　在中国，地方政府和其管辖的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中央政府怎样呼吁去产能，地方的国企则另抱幻想。所以，去产能的第一步就是要理顺政企关系。1998年以后，国企改制成股份制企业，那么政府最多只是股东，而不应该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当然，政府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的主要股东自然会以各种方式“照顾”其自己的企业。所以，今天的中国去产能并不那么容易。

　　此次两会另一个关注的焦点是新型城市化政策。按理说，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此次的城市化战略似乎将城市化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减速，政府寄期望于推动城市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这种城市化改革的战略内含了很多风险和隐患。

　　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政府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修建一些楼房公寓，把农民移居到这些楼房里去就算实现了城市化。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官员和商人借助城市化的“东风”大捞特捞。他们趁着把农民移居到城市的机会，廉价收购农民的宅基地和城市周围的农田，开发商品房高价出售。温家宝总理在任时提出的所谓保住18亿亩农田的红线的目标已经形同虚设。

　　城市化的另一个隐患就是农民中有文化的以及壮劳力都移居到城市以后，农业生产则无望正常进行。也就是说中国很可能遭遇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困境。这是L.布朗在1995年撰写的论文的题目，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城市化不是简单的给一部分农民贴一个新标签。中国的农业应该走现代化农业之路，如果留守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那么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泡影，城市化改革也不会成功。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市场体制下，如果政府肆意干涉市场经济活动那只能是阻碍市场的稳定，破坏经济结构。如果中国真的要调整经济结构，那首先必须为市场正名，让政府退居二线。一个价格不能充分发挥调节机制的体制下，我们很难想像其经济结构会合理。政府主导调整结构完全是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来管理市场经济，其结果只能是结构越来越不合理。政府有可能控制政治和社会，但绝对不可能控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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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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