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11月的一天，突然北海道新闻打电话来说要采访我关于一家中国旅游公司收购了一家北海道的温泉度假旅馆。对此我一无所知，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这家旅游公司是“上海复星集团”，所以只是随便应付着说了几句感想：今天中国人有钱了，日元对人民币贬值，中国人自然愿意到日本来投资云云。

        不想这几天看到一则消息太突然了，上海复星集团的老总突然“失联”，虽然之后证实是“协助调查”，但从被关注的程度可见企业家正在“风头浪尖”上。反腐似乎已经从官员转移到了企业家。无独有偶不久前得知以金钱贿赂前重庆市委领导人的大连的一个企业家突然猝死狱中，年仅44岁，可惜了。

柯隆

        这两件毫无关联的人和事为什么能拼凑到一起？首先，中国现在还有近2亿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而如此高智商的人才其人生草草收场，应该引起我们好好反思。当然如果涉嫌犯罪理应受到惩罚，这里要反思的是这些人才在经商中为什么纷纷落马？换位思考如果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我能否幸免，平安走完人生？答案是很难说。

        有人说毛时代好，毛时代没有那么多腐败。说毛时代好，我不敢苟同，如果毛时代真的好，邓小平就应该坚持毛路线，不搞改革开放。不过说毛时代没有那么多腐败我同意，那时候中国的干部没有资本搞大规模的腐败，也没有商人给官员贿赂。当时的高级干部有一些特权，和今天的干部相比小巫大巫。特别是当年中国没有私营企业家，国营企业的干部其权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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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希望事业有成，必须和官员搞好关系。在英文里，Guanxi已经成为一个几乎不需要加注解的词。关系是商人挣钱的法宝，关系同时也害死了很多人。关系实际指的是人与人的距离，商人和官员的距离太远，事业难以成功，但距离太近，危险也就增大。很多官员的胃口是无底洞，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你脱离这张网对他无关疼痒，因为有更多的商人愿意替代你。

        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中国的卫生部)的一个官员，其职位相当于中国的司局级干部从其一家企业受贿100万日元(约5万人民币)，被警察逮捕。我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任何一个司局级干部因为收受5万元贿赂而被调查的。但应该说这位被捕的官员是幸运的，否则越拿越多，最后就可能走上不归路。

        几年前有幸跟一个做政府采购生意的中国商人吃饭，酒足饭饱之后聊天，此人告诉我：我们做政府生意没有拿着报纸包几十万去送礼的，言下之意贿赂的手段已经很巧妙。我相信他的话。多年前我也见过掌管证券监管的某高级官员去深证“出差”，下了飞机，候机楼外停了十几辆黑色大奔，一问知道都是当地的券商，平时得到这位官员的照应，当然都赶来接驾。

        我不懂什么主义，也不相信人有崇高的思想，观察中国社会的世事感觉中国社会并没有“进步”，特权阶层还在，穷人依旧是穷人，只是经历了社会变革以后，有些人的角色换了。少数农民摇身成了土豪，少数读书人进入官场成了特权阶层。应该说中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虽说中国仍然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列宁定义的社会主义具有的两大要素公有制和平等的收入分配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我生活在日本，说心里话凭我的观察日本比中国更接近社会主义。这个国家没有特权阶层，你几乎很难找到巨富，这个国家甚至连佣人都没有，大部分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其家务都要自己做，他们的妻子要自己去超市买菜。政治家的个人资产是完全被晒在阳光下的，没有可能大规模腐败。

         我这样比较中国和日本，不是要批评中国，只想说特权可能是我们国家的特质，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特权的存在，少数人想替代眼前的特权阶层就干革命，即使革命成功，大部分人也不会翻身。我们从阿Q身上和丑陋的中国人那里看不到任何正义感，大多数人只是屈服于权贵。权贵之间会有斗争，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按照其应有的速度沿着原来的轨道日复一日的转动。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柯　隆 简历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特聘教授。出生于中国南京。8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科学技术学院日本专业,88年旅日后进入爱知大学法经学部学习,92年毕业后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深造,94年硕士课程（经济学）毕业。98年10月、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2005年6月、同总研经济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员。06年起担任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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