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沈建光：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携官员于5月3日至4日访华磋商贸易问题，笔者认为此次访华双方或互有妥协，中美贸易战风险可期缓释。但另一方面，4月25日媒体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正就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进行刑事调查，对比之前中兴受到的美国商务部的行政处罚，性质更严重。从中兴制裁，到华为刑事调查，笔者认为，上述事件很难孤立来看，一系列动作加大了中美从贸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战的可能性。从贸易战到科技战，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美日贸易战中，似曾相识的东芝事件又可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而一旦中美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中兴制裁标志中美博弈升级

　　

　　中兴、华为制裁虽然是企业层面的争端，但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显然很难简单的解读，其背后折射出中美关系紧张态势的升级。在笔者看来，中美博弈因短期、中期、和长期有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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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从短期来看，贸易争端被作为重要武器，这是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寻求政治资源巩固的筹码。从中期来看，中美之间的科技竞赛，遏制中国制造业崛起，两国在制造业与技术层面的竞争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诉求。而从长期来看，超过经济领域，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美国可能掀起对华的全面反制，无关乎特朗普，甚至未来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紧张关系都将延续。

 

　　结合当前局势来看，贸易战扩大到科技战或是两国博弈全面升级的体现，是中美之间短期博弈上升到中期博弈的变化。此次美国选择对中兴、华为发起制裁，即选择美国相对占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出手，源于其看到了此领域过去十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潜在威胁。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云技术、物联网等高科技领域，中国异军突起，在短短几年时间发展势头压过传统科技强国德国、日本，直追美国。

 

　　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分析机构CB Insights发表了2017年人工智能趋势报告，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2017年融资额超过美国，首次跃居全球首位（中国企业占48%，超过美国的38%）。另外，在高科技成果普及方面，中国甚至部分超过美国，如根据Ipsos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16年，移动支付普及率中国以77%的比例居世界第一，美国和德国的普及率为48%，日本的普及率为27%。

 

 

　　展望未来，笔者认为，随着美国超级代表团的访华，短期贸易争端或不会成燎原之势，但中长期的对抗已全面铺开，体现在《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公开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之后，不仅在贸易领域，美国对科技企业大打出手，剑指“中国制造2025”，并大打台湾牌、朝鲜牌，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等，其对华强势态度全面升级，即为佐证。

 

　　东芝事件给中国的启示

 

　　中兴事件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日之间曾发生的“东芝事件”。当时美方认为，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等领域落后于日本，对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的东芝公司下了三年禁令，禁止东芝进入美国市场。

 

　　事情的起因是东芝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成员国向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家等出口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的约定。1981年，东芝子公司“东芝机械”与苏联签订合同，向苏联秘密出口四台九轴联动数控机床，该商品出口能够帮助苏联核潜艇降噪的机床。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借助此技术美国首次丧失了对苏联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对此，美国震怒，引发全民反日情绪，国会议员甚至在国会山前拿大锤砸东芝的录放机来赚取民意。

　

　　而东芝本来可能面对的制裁更为严厉,包括：罚款3兆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约150亿美元），对所有从东芝集团进口的商品加收100%关税，停止从东芝集团进口任何商品5年，还有，诸如关闭东芝在美国的所有工厂，把东芝从美国永久赶出去，以前卖出去的商品售后服务全部免费等等。

 

　　而在当时的危机情况下，东芝开展了著名的“草根游说”（「草の根」ロビング）、动员全体东芝美国的员工，大家分片分区把所有联邦议员535人的选区一个一个去说服。1988年4月里根总统签署最终处罚，禁止东芝机械（东芝的子公司）3年内对美出口，禁止东芝公司3年内向美国政府出售产品。最终落地的处罚措施对东芝创伤甚微，同年东芝的营收和利润甚至实现大幅上升，并在随后的1989年刷新了历史最高营收记录。东芝对此次危机的应对，被早稻田大学小尾敏夫教授在其1991年著书《说客——撼动美国政治的力量》中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游说作战。

 

　　科技战中的中国应对

 

 　　4月22日，美国商务部称已同意中兴提交更多证据的请求，中兴事件或有转机。但无可否认的是，科技领域的角力或在增加，对待中兴制裁，也不应孤立来看，而是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其看成是中美博弈升级的预警。仅就事件本身来说，笔者认为，或有以下演化：一是从企业层面，参照东芝的经验，积极参与斡旋与沟通；二是通过企业层面的收购合并，将中兴的主要业务和产业链转移到其他企业；三是通过国家层面进行协调。

 

 

　　而从长期来看，认识到问题的深刻性，从战略而言，中国未来或做出如下准备：一是对外方面，对美强调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但由于特朗普政策的不可测性，见招拆招或是应对。为防止其咄咄逼人，予以适当的反击，做到以战促和是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加强与欧洲及日本等高科技国家的合作，继续坚定市场化与国际化，争取结成广泛同盟，也是十分务实的政策选择。

二是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加快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势在必行。预计未来中国将在实施科技兴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鼓励创新，保护产权，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加强环境、劳工保护，完善法律与监管等方面做出改变，在笔者看来，上述举措不仅是外部诉求，也是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沈建光

 沈建光 简历：

 

       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及亚洲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曾就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博士后，拥有赫尔辛基大学经济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本科曾就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

 

       此前为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负责亚太经济预测和分析，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芬兰央行经济学家，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深经济学家，国际经合组织顾问和中国人民银行访问学者。是经合组织02年专著“中国和世界经济-入世的挑战及应对”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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