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日企的中国“小皇帝”
2012/04/17
日经新闻广州支局 桑原健：日资企业的中国工厂发生罢工的事情接连不断。在这些愤怒的劳动者大多是年轻人，对人与人的差异非常敏感、对其他工厂信息也非常了解。在日元升值和中国消费扩大的背景下，日本企业进驻中国的热潮至今仍然没有降温，但天真想法正遭到重大打击。
“副总经理的薪水非常高吧。真是太羡慕了”，去年年底日产汽车广州零件工厂一名日本高管在员工食堂吃午餐时，同坐一张桌子的中国年轻员工突然这样问。
这名高管解释说“这是因为日本的家庭生活成本要比中国高好几倍”。中国员工只回了句“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没有继续追问，但不管说话口吻还是表情，都显出很不相信的样子。
比较对象是高管工资
这家工厂的员工月收入超过3000元，是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300元的2倍以上。工厂也愿意提供比周边其它工厂较高的待遇。不过，“当发现员工比较的对象竟然是自己时，不由得感到脊背发冷”。
目前，中国工厂员工的主要人员已经是“80后”和“90后”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年轻人。加施德咨询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前川晃广说“最好把这代人看做是与以前工人完全不同的人”。
这代人开始懂事的时候，中国已经处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增长期。前川晃广说他们“与经历过贫穷和艰苦，只要有工作做就倍感幸福的上一代人不同，他们的眼中只有繁荣的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受到娇生惯养的“小皇帝”对受到歧视以及收入差距的存在非常敏感。
这些问题在日本广泛受到关注是由于2010年5月广东省佛山市的本田的一家工厂爆发的罢工。这次罢工令日本企业切身感受到在中国进行劳务管理的困难，而罢工的起因则是收入差距问题。员工对于工资低于整车工厂非常不满，要求把工资提高至相同水平。
信息的武器
由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中国年轻人拥有上一代人难以比拟的信息优势。因与其他工厂的收入存在差而由引发的罢工此起彼伏。
“无耻日企欺压中国员工”、“不补偿就不复工”，在去年12月广东省深圳的日立制作所硬盘驱动装置（HDD）零件工厂爆发的罢工中，条幅上充满着过激语言。
要求“赔偿”的理由是日立将包含该工厂在内的HDD业务出售给了美国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因此员工的就业和待遇将变得不稳定，员工要求工厂支付根据工作年限计算的补偿金。当时，一名女员工提出美国百事公司在将中国工厂出售给台湾企业时曾经支付补偿金。因此，员工们隔着工厂栅栏大声呼喊“我们也有获得补偿的权利”。
今年1月14日，深圳的松下电子零件工厂爆发的罢工也同样。该工厂原本是三洋电机的工厂，但员工们在发现员工证标出现变化之后才得知三洋已经被松下收购，因此工人们涌上大道，要求工厂支付“补偿”。工人们称“三洋其它马达工厂被收购时曾经支付过补偿”。
罢工的矛头不仅指向日本企业。香港企业黛丽斯集团的深圳市工厂，去年11月由于员工不满加班过多和管理人员言语不当，也发生了罢工。据当地报纸《新快报》报道，罢工的起因是一名女管理人员谩骂工人，称“从房顶跳下来摔死你！”等等。年轻的工人们对管理人员的语言和粗暴行为非常敏感。
跳楼的威胁
在与本田发生罢工几乎同时的2010年５月，富士康中国工厂发生的员工接连跳楼自杀事件成为社会话题。
富士康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工厂，今年1月4日超过100名员工威胁说要跳楼，令该公司和当地政府惊慌不已。工人们进行抗议的理由是公司没有履行工资待遇方面的承诺。
在该事件发生之后的1月15日，富士康母公司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与台北市动物园园长进行对话时称，“人类也是动物，富土康管理层可以向动物园园长学习管理经验！”随即被众多中国媒体以“将员工比作动物”进行了大量报道。
由于担心激怒中国员工，令工人们大爆发。5天后鸿海发出澄清声明，称发言是针对全人类的比喻，并非针对特定集团，绝对没有贬低员工的意图。100多万员工的管理问题如今也是令鸿海头痛的课题。
现在的年轻工人变得很容易发泄不满。而通过互联网和电视传播的信息量的扩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他工厂的待遇和罢工“战果”等等信息可以容易获得。
在深圳担任经营顾问的久保田昭夫指出，“在电视广告中，高档车和房地产信息扑面而来也是加剧不满情绪的原因”。随着富裕阶层的急剧扩大，超过30万元的高档车和每平方米动辄数万元的高档住宅的宣传有所增加。虽说工资正在持续上涨，但对普通工人来说，汽车和住房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外企负责人欠缺管理经验
久保田曾在东芝公司的工会工作过几十年，现在以劳务管理为中心提供咨询服务。久保田对日本企业也提出严厉批评：“在很多企业中，既没有管理经验也不具备管理知识的人，却是工厂负责人的地位”。久保田向派驻深圳的日本高管提出了忠告，称“应该减少打高尔夫等日本人之间的交际，而增加与员工之间的交流”。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世界工厂”，随着收入的增长，也已经成为“世界市场”。工人的气质发生改变理所当然。外企重新审视劳务管理与员工之间交流的时代已经来临。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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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高管解释说“这是因为日本的家庭生活成本要比中国高好几倍”。中国员工只回了句“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没有继续追问，但不管说话口吻还是表情，都显出很不相信的样子。
比较对象是高管工资
这家工厂的员工月收入超过3000元，是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300元的2倍以上。工厂也愿意提供比周边其它工厂较高的待遇。不过，“当发现员工比较的对象竟然是自己时，不由得感到脊背发冷”。
目前，中国工厂员工的主要人员已经是“80后”和“90后”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年轻人。加施德咨询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前川晃广说“最好把这代人看做是与以前工人完全不同的人”。
这代人开始懂事的时候，中国已经处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增长期。前川晃广说他们“与经历过贫穷和艰苦，只要有工作做就倍感幸福的上一代人不同，他们的眼中只有繁荣的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受到娇生惯养的“小皇帝”对受到歧视以及收入差距的存在非常敏感。
这些问题在日本广泛受到关注是由于2010年5月广东省佛山市的本田的一家工厂爆发的罢工。这次罢工令日本企业切身感受到在中国进行劳务管理的困难，而罢工的起因则是收入差距问题。员工对于工资低于整车工厂非常不满，要求把工资提高至相同水平。
信息的武器
由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中国年轻人拥有上一代人难以比拟的信息优势。因与其他工厂的收入存在差而由引发的罢工此起彼伏。
“无耻日企欺压中国员工”、“不补偿就不复工”，在去年12月广东省深圳的日立制作所硬盘驱动装置（HDD）零件工厂爆发的罢工中，条幅上充满着过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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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广东佛山一工厂罢工的工人 |
今年1月14日，深圳的松下电子零件工厂爆发的罢工也同样。该工厂原本是三洋电机的工厂，但员工们在发现员工证标出现变化之后才得知三洋已经被松下收购，因此工人们涌上大道，要求工厂支付“补偿”。工人们称“三洋其它马达工厂被收购时曾经支付过补偿”。
罢工的矛头不仅指向日本企业。香港企业黛丽斯集团的深圳市工厂，去年11月由于员工不满加班过多和管理人员言语不当，也发生了罢工。据当地报纸《新快报》报道，罢工的起因是一名女管理人员谩骂工人，称“从房顶跳下来摔死你！”等等。年轻的工人们对管理人员的语言和粗暴行为非常敏感。
跳楼的威胁
在与本田发生罢工几乎同时的2010年５月，富士康中国工厂发生的员工接连跳楼自杀事件成为社会话题。
富士康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工厂，今年1月4日超过100名员工威胁说要跳楼，令该公司和当地政府惊慌不已。工人们进行抗议的理由是公司没有履行工资待遇方面的承诺。
在该事件发生之后的1月15日，富士康母公司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与台北市动物园园长进行对话时称，“人类也是动物，富土康管理层可以向动物园园长学习管理经验！”随即被众多中国媒体以“将员工比作动物”进行了大量报道。
由于担心激怒中国员工，令工人们大爆发。5天后鸿海发出澄清声明，称发言是针对全人类的比喻，并非针对特定集团，绝对没有贬低员工的意图。100多万员工的管理问题如今也是令鸿海头痛的课题。
现在的年轻工人变得很容易发泄不满。而通过互联网和电视传播的信息量的扩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他工厂的待遇和罢工“战果”等等信息可以容易获得。
在深圳担任经营顾问的久保田昭夫指出，“在电视广告中，高档车和房地产信息扑面而来也是加剧不满情绪的原因”。随着富裕阶层的急剧扩大，超过30万元的高档车和每平方米动辄数万元的高档住宅的宣传有所增加。虽说工资正在持续上涨，但对普通工人来说，汽车和住房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外企负责人欠缺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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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北省武汉市职业介绍所门前浏览招聘信息的年轻人 |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世界工厂”，随着收入的增长，也已经成为“世界市场”。工人的气质发生改变理所当然。外企重新审视劳务管理与员工之间交流的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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