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已决定进入石油销售领域、阿里巴巴似乎也对石油很感兴趣……

马云14年12月15日在台北出席两岸企业家峰会，发表主题演讲

      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的网站上引起很大反响。阿里巴巴2014年9月在美国上市（IPO），筹集资金250亿美元。腾讯聊天软件拥有4亿用户，市值总额将近1500亿美元。

       两家民营互联网企业大张旗鼓地进军石油业务领域是有背景的，中国政府已出台新的方针，允许民营企业参与此前一直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加油站等石油零售业务。

  “国进民退”的弊病

      民营企业开始在中国受到关注。中国在进入新千年后呈现出持续“国进民退”的局面。所谓“国进民退”意思是指以国家为后盾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企业不断发展，而民营企业则不断萎缩。民营企业等民间力量为中国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到60%，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创造的GDP占到四成左右。

       尽管从数字上讲，民营企业还占有一定优势，但就实质内容来看，却是国有企业处于有利位置。通信、能源、电力传输等基础设施被数家国有企业垄断，利润率高得让人眼红。金融领域也被工商银行等四行主导，完全是国有银行的天下，贷款对象偏重于大型国企，而民营中小企业则很难获得贷款。甚至就连制造业也是上海汽车集团等国有势力蒸蒸日上，而民营的吉利汽车则面临着销售不断下滑的严峻局面。

       国企优先体系的弊病已经非常明显。国有企业借助政治力量来维护既得利益，而政府领导人则作为回报从企业那里获得资金，这样的恶劣行径却大行其道。电力、煤炭、铁路等国家管控行业都存在同样情况。在政策保护下，企业很容易获得利润，但是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

   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2012年秋季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结构改革方针，决定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状况。2013年秋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明确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方针。允许民间企业进入一直由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垄断控制的领域，以促进自由竞争。通信、石油、电力传输等部分领域开始向民间开放。

        另一项改革重点是转变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改为由国资委向国有企业出资的方式，民间资本也可以作为股东进行出资。改变了以往由党和政府官员直接控制企业的模式，而是交由民间资本和专业经营人员来进行经营。预计来自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也将加入进来，比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样，民营互联网企业正陆续参与或准备参与石油业务。

    少子老龄化迫使中国转变增长模式

       中国再次提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其背景是担心少子老龄化导致经济停顿。中国经济在2007年左右之前一直是通过出口来拉动增长，但随着工资不断提高，现在已经丧失了这一成本优势。此前源源不断地走向工厂的年轻工人转为减少，低成本的组装产业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小米的崛起对三星和索尼的经营构成了冲击（2014年7月，发表新款智能手机的小米CEO雷军）

      随后中国开始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来拉动增长。除政府进行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外，还鼓励企业进行住房和工业园等房地产开发。但同样也随着人口增长放缓而迅速停顿。一下子建起来大量的基础设施和住房，但在有些地方并没有人来使用。

      中国的增长模式此前主要是依赖于人口增长的“规模扩张”，在人口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发展也就走到了尽头。2012年底15～59岁的中国劳动人口同比减少0.6％，首次出现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放缓，预计2017年将会破7，保持6.8％的增长率。在人口方面，联合国预测中国在2020年以后将在14亿的水平上徘徊，从2030年代转为下降。

        由于今后将被迫依靠不再增长的年轻劳动力来养活大量老年人，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从规模扩张转向提高效率这一经济理论的重要性，于是让更为重视利润的高效民营企业来担当拉动经济的火车头。

   经济公平性课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存在无法仅仅通过提高效率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公平性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持续扩大。作为计算贫富差距的重要工具，“基尼系数”为“0”代表全体成员收入相同，相反，为“1”则代表1人（1个家庭）独占了所有的财富。基尼系数越接近1则代表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多为0.3左右，日本为0.379（2011年，由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得出），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4 ，则被视为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很容易引发社会骚乱。14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3。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14年7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则为0.73（2012年），属于非常危险的水平。

       为了改变不平等问题，政府肩负着财富的再分配职责，但是在原本应该是贫困者朋友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似乎变得很难做到。因为富人多为体制内部既得利益阶层。削减自身的利益，将财富分配给贫困者的政策将招致体制内部的反对，贫困人的声音难以被反映到政策上。

        调节贫富差距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方面，美国为70%，日本为60%，韩国和台湾也在50%左右，而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仅为35%左右。要想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有必要调节贫富不均的情况。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得不同时解决效率性和公平性这两大课题。

    韩国和台湾走过的路

　之前，凭借被称为发展型独裁的体制取得成功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韩国总统朴正熙、台湾总统蒋经国充分利用政治的力量，借助自上而下的政策发展了经济。不仅仅是引进了外资，而且培育了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财团和公营企业。

　 韩国和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高速增长告一段落。此外，带来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爆发”也止住脚步，而在一直依靠接近政治而实现发展的财团和公营企业，效率低下问题也开始凸现。随之而来的是民主化运动。

　在转向民主主义体制的时期，独裁时代那样的稳定局面消失，由于政治混乱的影响，经济丧失了强劲势头。有一种说法叫做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新兴市场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带来收入提高，劳动成本也将随之上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指的是，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逐渐消失，增长出现停止的现象。韩国和台湾看起来似乎都陷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但是，此时民主化逐渐发挥了作用。

　 在韩国，与政权关系过于密切的财团的存在被重新审视，企业自主启动了产业升级。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不断发展为世界性企业。在金大中总统的领导下，风险企业的培育也受到重视，类似聊天应用程序LINE母公司NAVER的互联网企业也异常活跃。与此同时，台湾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厌恶独裁政治而逃往美国的人们纷纷重返台湾，相继投身于IT（信息化技术）产业。从美国回来的人与IT之都美国硅谷关系密切，不断将台湾变为半导体和个人电脑的尖端地区。

　 在经历长达20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韩国和台湾摆脱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透过这一经验，可以看到掌握经济改革成败的归根到底是政治改革。中国是否必须像韩国和台湾那样，走上长达20年的改革的艰辛道路？不，在巨大的中国，或许将成为更加长期的壮大事业。中国的结构改革已经启动，但得出真正的答案将在很长时间之后。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　村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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