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让日本人感到自由？
2013/08/05
村山宏为日经中文网撰稿：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之一，或许就是小学的午餐。
直到不久前，中国小学生利用中午时间回自己家吃饭的情况还很普遍。而在日本的公立小学，则是由身为公务员的营养师制定菜单，再由打零工的阿姨们在午餐中心大量制作相同的料理，然后用卡车运到学校。在学校，各班儿童全体在教室里一起食用相同的饭菜。最近，中国城市的小学也开始提供午餐了，但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午餐类似食堂。中国学生无需在教室吃同样的饭菜。既有回自己家吃饭的孩子，也有在外面食堂就餐的孩子和吃盒饭的孩子。
日本学校的午餐制度诞生于第二次大战后。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贫困家庭的儿童也能在学校吃上饭。午餐收费极为低廉。获得资格证的营养师会在考虑营养均衡的前提下制定菜单，因此这还有助于儿童身体发育。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午餐的效果。笔者还记得，当时每顿午餐都要喝一杯对长身体来说不可或缺的牛奶。
这种日本午餐也曾发生令人痛心的事件。去年12月，在东京一所公立小学，在学校吃完午餐的女学生出现食物过敏反应，结果失去了生命。女学生存在乳制品过敏症状，因此医生禁止其食用奶酪。当天的午餐提供的是韩国风味什锦饼。什锦饼中加入了奶酪粉，女学生吃的当然是不含奶酪的,但女学生说“想再要一个”，于是吃了剩下的什锦饼。而这个什锦饼加入了奶酪粉，女学生在30分钟后感到非常难受，随后被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结果失去了生命。
这名女学生为何吃了原本不能食用的加入奶酪的什锦饼呢？实际上，这名女学生的班里有一个目标——午餐不能剩饭。女学生想为班里的目标作出贡献，在偶然有同学喊谁还要什锦饼时，就表示自己想要。剩下的饭菜没人爱吃，其他同班同学都不想吃。这名女学生可能是想我一定要为大家作出贡献，于是要了一个剩下的什锦饼。
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悲痛，同时气愤地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其元凶就是不许剩饭的目标。笔者在儿童时代也曾遇到相同的规定。只要身体没有不舒服，午餐就要一点不剩地吃完。这是为了消除挑肥拣瘦，摄入发育所需的营养元素。记得当时的我强烈认为，如果饭菜没有吃完，就是对不起制作饭菜给我们吃的人以及培育蔬菜的农民们。自儿童时代起，日本人就经常被提醒“要完全吃完”，并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长大。
我在儿童时代经常不能将午餐吃光。有一次，由于肚子很饱，面包吃不完，就将一部分面包扔到了垃圾箱里。于是老师停止了讲课，开始寻找嫌疑犯。老师带着可怕的表情，不断向班里的学生怒吼。由于我扔掉面包，同班学生全都受到牵连。从那以后，笔者洗心革面，决心要忍着吃完所有食物。
当时，学校规定午餐时间为40分钟左右。吃得慢的孩子会被其他同学嘲笑。在日本，小学生吃完饭后需要自己收拾餐具，如果吃得慢、收拾得慢，午休玩的时间便会变短。因为我是慢性子吃饭很慢，所以总会催自己快点吃。日本的小学生会一边留意着老师和其他同学，一边和大家同时把一样的饭菜吃光。
日本人就是这样在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学会集团行动。长大以后，这种压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大。进入公司以后，宴会上也有很多规矩，不得不处处小心。比如让谁来说祝酒词，给谁倒酒等等。被这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肯定不仅仅只有我一人。
住在这样的日本便会开始羡慕中国。80年代笔者第一次到中国时，惊讶的发现中国的小学并不提供午餐，学生可以回家吃饭。而且初中和高中没有校服（如今在中国，穿校服的学校已不在少数），学生可以穿便装上学。而日本的初高中则规定必须穿校服。学校经常会检查学生着装，着装不符合学校规定的同学会被老师严厉批评。如果穿“奇装异服”上学，还会被其他同学欺负。
记得看着中国的中高中生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上学，笔者不禁感概“真自由啊”。而日本人却被规律束缚着。如果破坏规律，便会受到社会的制裁。相反，主动遵规守纪的人则会受到尊重。日本人要时刻考虑社会的规章制度，很容易将自己塞入集团行动的框框内。
当对日本社会的束缚感到疲惫时，只要来到中国便会觉得重获自由。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讲究规矩，在中国无需努力迎合别人。在公共场合也可以大声讲话、在地铁和公交车上也可以打电话、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在车站和餐厅不好好排队也不会遭到指责。当然，还可以剩饭！这让我觉得中国社会让日本人获得了解放。
重视个性的教育、认可多样性的社会以及充满个性的商品。从孩子时开始就经常听日本把这些目标挂在嘴边，但是日本似乎一直没什么变化。那个女孩成为学校“光盘”运动牺牲品的事情让我觉得日本仍旧是重视规矩的相互监督型社会。
但是，也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是完美的。
虽然在中国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在中国稍微呆上一段时间便会想要回日本。首先是对交通安全感到担忧。大街上，汽车和摩托车横冲直撞，很容易发生刮蹭事故。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很少有司机懂得礼让行人。所以，在马路上遭遇车祸的概率也随之变高了。另外，中国人也不像日本人那么守时。到了见面时间还不出现以及对方随意更改计划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中国只呆上一周，笔者便会发出这样的抱怨。
“啊，好想念日本的规矩啊”。
中国社会让我明白自由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作者村山宏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专栏-日本人小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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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校的午餐制度诞生于第二次大战后。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贫困家庭的儿童也能在学校吃上饭。午餐收费极为低廉。获得资格证的营养师会在考虑营养均衡的前提下制定菜单，因此这还有助于儿童身体发育。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午餐的效果。笔者还记得，当时每顿午餐都要喝一杯对长身体来说不可或缺的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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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女学生为何吃了原本不能食用的加入奶酪的什锦饼呢？实际上，这名女学生的班里有一个目标——午餐不能剩饭。女学生想为班里的目标作出贡献，在偶然有同学喊谁还要什锦饼时，就表示自己想要。剩下的饭菜没人爱吃，其他同班同学都不想吃。这名女学生可能是想我一定要为大家作出贡献，于是要了一个剩下的什锦饼。
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悲痛，同时气愤地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其元凶就是不许剩饭的目标。笔者在儿童时代也曾遇到相同的规定。只要身体没有不舒服，午餐就要一点不剩地吃完。这是为了消除挑肥拣瘦，摄入发育所需的营养元素。记得当时的我强烈认为，如果饭菜没有吃完，就是对不起制作饭菜给我们吃的人以及培育蔬菜的农民们。自儿童时代起，日本人就经常被提醒“要完全吃完”，并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长大。
我在儿童时代经常不能将午餐吃光。有一次，由于肚子很饱，面包吃不完，就将一部分面包扔到了垃圾箱里。于是老师停止了讲课，开始寻找嫌疑犯。老师带着可怕的表情，不断向班里的学生怒吼。由于我扔掉面包，同班学生全都受到牵连。从那以后，笔者洗心革面，决心要忍着吃完所有食物。
当时，学校规定午餐时间为40分钟左右。吃得慢的孩子会被其他同学嘲笑。在日本，小学生吃完饭后需要自己收拾餐具，如果吃得慢、收拾得慢，午休玩的时间便会变短。因为我是慢性子吃饭很慢，所以总会催自己快点吃。日本的小学生会一边留意着老师和其他同学，一边和大家同时把一样的饭菜吃光。
日本人就是这样在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学会集团行动。长大以后，这种压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大。进入公司以后，宴会上也有很多规矩，不得不处处小心。比如让谁来说祝酒词，给谁倒酒等等。被这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肯定不仅仅只有我一人。
住在这样的日本便会开始羡慕中国。80年代笔者第一次到中国时，惊讶的发现中国的小学并不提供午餐，学生可以回家吃饭。而且初中和高中没有校服（如今在中国，穿校服的学校已不在少数），学生可以穿便装上学。而日本的初高中则规定必须穿校服。学校经常会检查学生着装，着装不符合学校规定的同学会被老师严厉批评。如果穿“奇装异服”上学，还会被其他同学欺负。
记得看着中国的中高中生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上学，笔者不禁感概“真自由啊”。而日本人却被规律束缚着。如果破坏规律，便会受到社会的制裁。相反，主动遵规守纪的人则会受到尊重。日本人要时刻考虑社会的规章制度，很容易将自己塞入集团行动的框框内。
当对日本社会的束缚感到疲惫时，只要来到中国便会觉得重获自由。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讲究规矩，在中国无需努力迎合别人。在公共场合也可以大声讲话、在地铁和公交车上也可以打电话、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在车站和餐厅不好好排队也不会遭到指责。当然，还可以剩饭！这让我觉得中国社会让日本人获得了解放。
重视个性的教育、认可多样性的社会以及充满个性的商品。从孩子时开始就经常听日本把这些目标挂在嘴边，但是日本似乎一直没什么变化。那个女孩成为学校“光盘”运动牺牲品的事情让我觉得日本仍旧是重视规矩的相互监督型社会。
但是，也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是完美的。
虽然在中国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在中国稍微呆上一段时间便会想要回日本。首先是对交通安全感到担忧。大街上，汽车和摩托车横冲直撞，很容易发生刮蹭事故。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很少有司机懂得礼让行人。所以，在马路上遭遇车祸的概率也随之变高了。另外，中国人也不像日本人那么守时。到了见面时间还不出现以及对方随意更改计划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中国只呆上一周，笔者便会发出这样的抱怨。
“啊，好想念日本的规矩啊”。
中国社会让我明白自由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作者村山宏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专栏-日本人小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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